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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讲，依然处于上升势头，不过从未来的长远发展考虑，前景不容乐观。
近20年来，福利国家的危机一直是热门的话题，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似乎出现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有学者认为，这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有关。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涉及三种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产品和服务、资本以及人员，其中资本的流动可能影响主权国家的税源，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可能引起‘社会倾销’（注：在这里，社会倾销意味着：在全球竞争的条件下，一国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而降低社会保护水准，从而形成产品和服务的降价压力，迫使其他国家相应地削减福利开支），而人员的流动则会对主权国家内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国家功能有直接的影响。”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由于长期奉行高工资的福利政策，福利国家的企业在产品成本方面不具有优势，这直接削弱了福利国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甚至有人认为，福利政策本身有平均主义之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效率。
另外，信息经济的发展给福利国家经济布局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这也影响到了福利国家经济的发展。由于在信息经济的大潮中，北欧国家并未占得先机，因此其产业部门目前也处于较为激烈的结构调整之中。因此，在信息经济的全球竞争中，北欧国家的市场竞争力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成为其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持名目繁多的福利项目，福利国家的财政一向面临巨大的压力。近年来，这种压力也有进一步增大的趋势。由于社会危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需要福利国家即刻进行结构性调整，否则人口老龄化给福利国家造成的压力和高福利对劳动道德的威胁令人担忧。有人认为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行的。正是因为如此，吉登斯指出目前的“福利国家无法及时调整自己的步伐，以便覆盖那些新的风险，比如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或者不断增加的单亲家庭有关的风险。”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三联书店；2000，第120～121页。
一方面是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则是福利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宏观经济层面临的危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正在上升阶段的北欧新中产阶级。在不久的将来，收入的减少及福利的减少，肯定会使北欧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面临较大压力。像挪威这样经济几乎完全建立在对外贸易上的北欧国家，其经济常常容易受世界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因此经济肯定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产生较大的波动。可以想见，这种宏观的经济危机很容易转嫁到广大的新中产阶级身上。
福利国家的政策目前已经很难维系，不但北欧国家近年来开始逐渐下调税改的转移支付率，而且欧盟的政策也表明，欧盟不准备采用福利国家曾经采用过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联盟实现了统一大市场的时候，单一的社会福利机制却没有被提上日程，甚至连在欧洲联盟的层面上直接操作的最低社会标准也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814。当福利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后，处于稳定状态和上升期的北欧新中产阶级是否还能保持现有的面貌，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
因此，除非北欧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顺利完成结构性的政策调整，迅速提高经济效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否则北欧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前景令人担忧。这会大大影响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同样不容乐观的是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景。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四北欧中产阶级的未来（2）
早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就被视作没有政治前途的阶级。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就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过详细的阐述，但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然要走一条越来越两极分化的道路，而其间不可能有第三个阶级和第三条道路。随着机器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一些小业主必然会因破产而成为无产阶级。他曾经分析说：“以前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了。”马克思的时代，新中产阶级还并没有成为研究者视野中的一种力量，马克思所说的是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的必然衰弱在米尔斯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清晰，然而即使这样，米尔斯还是认为，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更加独立，后者几乎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向来都是别人的人”，要依附于政府、军队、公司等机构而存在。因此，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未来表示出非常谨慎的态度，认为起码在政治上，这个阶级的历史前途十分黯淡。
北欧的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比较悲观。苏尔肯在《欧洲新中产阶级》一书的最后，带有着一点忧郁的色彩，探讨了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走向。他问道：“新中产阶级是否能成为历史的主题？或者说它能领导哪一种历史进程？”他继而回答说，很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现在不是，永远也不会是历史的主题。”Sulkunen；Pekka，opcit； p151
新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这几乎是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早在亚里士多德对社会中间层的分析中，我们就依稀看到了这种论调的影子。
米尔斯看到的是白领对政治的消极态度和实用主义态度。白领对政治之所以较为消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阶级有着不同的兴趣，他们已经被“大大地分化了”。“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其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的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新中产阶级的“直接职业经历之中也没有任何因素鼓励白领工人组织自己的政治组织。即使万一会有促进这种运动的社会因素，也不会在这些阶层的内部产生。”白领不但具有消极的政治倾向，而且对政治组织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如少数接受工会的白领，“往往把工会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当成信仰的对象。”Mills；op cit； pp352；308他们对工会的看法是一种与他们的工作有关、可能会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帮助的组织。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并不赞成将工会变成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
米尔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与他对新中产阶级的定义有关系，如前所述，在他看来，新中产阶级根本称不上是一个联系紧密的阶级。苏尔肯在界定北欧新中产阶级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认为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阶级，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自我识别，从而形成了具有统一阶级意识的团体，然而他却认为北欧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共同阶级意识的、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松散的群体，尽管相比于美国的新中产，北欧的新中产在某些方面很具有社团意识，但两地的新中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其实，北欧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消极的，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倾向在半个世纪前具有激进的一面，当时他们反对独裁政治，具有反叛精神，积极参加左派学生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是中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一次成功的政治联盟，然而这一联盟没有持续多久。从丹麦的情况来看，现今的北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主要是指白领和蓝领）在政治上的取向有着明显的阶级对立。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opcit； p50原因在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使之不可能与工人阶级形成强有力的持久的政治力量，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消费社会的来临，新中产阶级再也没有了对政治的热情。这种个人主义色彩和保守主义色彩导致了新中阶级的自我封闭——他们用风格和专业性使自己与工人阶级分离。然而作为一个渗透在社会各个部门，且没有统一阶级意识的群体，新中产阶级自己又注定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米尔斯没有看到美国的新左派运动，他对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判断是有所偏差。然而，一时的政治激情不能说明新中产阶级的政治前卫。北欧新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从本质上讲是个人主义反抗官僚主义与僵化的科层制（不是合理的科层制）的产物，但个人主义本身及因此产生的其他中产阶级特性决定了这种政治热情不可能持久。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欧美的新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是十分一致的。
从美国到北欧，新中产阶级作为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阶级，也许它也会有政治激情，然而这种激情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不吻合的。因此，“新兴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个人意义要胜于政治意义。”Sulkunen；Pekka，opcit； p5新中产阶级永远不能担负起变革现有政治的历史重任。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一农业社会：老中产阶级的乐土（1）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典型性的中产阶级国家，据1940年《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甚至于一些看起来应该是上层或者是下层的美国人也认定自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它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