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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8）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做法是实现城市秩序唯一明智的方法。很明显，历史上很多典范城市是在异教徒如穆斯林教徒、儒家教徒、佛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国际性城市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第一个出现的国际性城市是希腊控制下的非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这类城市后来也在中国的沿海和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繁荣起来。
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今天，城市既要与没有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不良影响抗争，而且还要与自私自利的腐败的统治权贵们周旋。 理查德·蔡尔德·希尔、金朱伍：《全球化城市与发展状况》；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戴维·博纳维亚（David Bonavia）：《中国人的肖像》（The Chinese： A Portrait），伦敦，企鹅出版社，1980，第18～19页；《上海试图保持原有风味》（Shanghai Tries to Stay Original），摘自《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02年8月6日出版；孔莉莉、杨淑爱（Lily Kong and Brenda S A Yeoh）：《新加坡的城市保护：关于国家政策、大众看法的调查》（Urban Conservation in Singapore： A Survey of State Policies and Popular Attitudes），摘自《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1994年3月出版。
在发现了西方价值观的缺陷之后，希望伊斯兰世界能够在他们的辉煌的过去中——那是富有国际性观念和对科学进步理念有坚定信念的时代——找到拯救自己麻烦不断的城市文明的途径。人口超过900万人的古代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现在至少已经表现出了调和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社会与被一位土耳其城市规划家称之为“一张文化全球化的脸”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新的世纪，如果全球公民模式在未来能够取得成功，它将会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虽然这种模式受到了来自伊斯兰教难以容忍的侮辱。比安卡：前引书，第324～341页；威尔弗雷德·卡伯威尔·史密斯（Wilfred Cabtwell Smith）：《现代史中的伊斯兰》（Islam in Modern History），纽约，门特出版社，1959，第204～207页；内伊肯…雷冯特（Naycan Levent）：《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与发展战略》（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stanbul）；布鲁斯·斯坦利（Bruce Stanley）：《走向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的梦想：重新定义中东的地方主义概念》（Going Global and Wannabe World Cities： Reconceptualizing Regionalism in the Middle East），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机构，2003；戴维·兰波（David Lamb）：《在埃及，学习的堡垒正从历史遗迹中兴起》（In Egypt； a Bastion of Learning Rises from the Ashes of History），摘自《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2002年12月5日出版。
事实上，在一个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城市必须争取将道德秩序与调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相结合。在一个成功的城市，即使那些信奉其他信仰的人，如同在伊斯兰黄金时代的“受保护者”那样，也一定期望从社会权威那里得到基本的公正。如果没有这种愿景，商业将不可避免地衰退，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速度就会放慢，城市将会从人们和谐共处的充满活力的地方，变为一个停滞不前、最终走向毁灭的废墟。
只有占据神圣之地，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能够得到激发，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在长达50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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