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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赚钱的地方，而非消遣休闲之所。一位在布雷德福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医生抱怨说：“这里没有惬意的骑马兜风，没有闲暇的漫步，唯有嘈杂、匆忙和杂乱。”考迪舍克：前引书，第133～137、144页。
工业城市第十二章 盎格鲁——美利坚的城市革命（2）
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是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工厂里看不到同情，看不到上帝，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去教堂人数降到了不足50％，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还不到1/3，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城市观察：1820至1940年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社会》（Cities Percived：Urban Socie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1820…194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第29页。而此前去教堂曾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威廉·布莱克这样表达他对于机械年代带来的影响的恐慌：
经牛顿水车的冲染，黑色的布料，
如黑色的花冠笼罩在各国之顶，
满目皆是无情工作的机器，
车轮不转，齿轮暴虐相迫，此非伊甸美景。戴维·V厄尔德曼（David V Erdman）《威廉·布莱克的散文和诗全集》（The 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纽约，安克出版社，1988，第329页。
“时代的英雄”
到19世纪50年代，随处可以见到英国城市新秩序的表征：纵横的铁路大桥、交错的隧道、蔓延的工厂。渐渐地，有些人意识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一贯性情平和的托克维尔也指出，“在英国的每一步发展都会有些东西令造访者怦然心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2页。
布莱克所看到的只是“轮齿专制”的冷酷无情一面，有的人则把工厂看作是辉煌与繁荣未来的先驱。约翰·海德爵士1835年在利兹旅行时，把一家机械化服装厂描写成“人们敬仰的神庙，人们感激驱动工厂运转的内部伟大力量，就是这股神力建造了宇宙。”他指出，“时代的英雄”不是骑士和贵族，而是“勤勤恳恳的技工，他们虽然全身被浓烟熏黑，却依然发出智慧的光芒”。利斯：前引书，第40～41页。
到19世纪中叶，当普通的英国人也能享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好处时，这种乐观的情绪随即传播开来。工会的壮大使工人工资有所增长。工人阶级消费者现在能够买得起长筒袜或餐具之类的物件，而在此之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奢望去购买。一些工人，尤其是那些熟练行业的工人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工业家阶层的子女进入了名牌大学学习。一些成为工业巨头而没有自己头衔的人，通过联姻或影响力获得了贵族身份。哈特姆特·凯伯乐（Hartmut Kaeble）：《关于社会流动的历史研究：19、20世纪的西欧与美国》（Histo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Western Europe and the USA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英格里德·奥克斯译，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第42～43、62～65、96～97页；鲁文·布伦纳（Reuven Brenner）：《商业、科技和国家之间的竞争》（Rivalry：In Business；Science；Amony Nations），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第43页。
社会改革运动——通常由牧师和崛起的专业人士阶层领导——现在组织起来，以解决工业体系中明显的缺陷。1835年的《市政公司法》和1848年由议会制定的第一个《公共健康法》等改革立法，有效地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改革者为贫困居民修建了公园、浴池和洗衣房。新的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婴儿的死亡率。曾经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社会的非道德化：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美德到现代价值》（The Demoralization of Society：Form Victorian Virtues to Modern Values），纽约，诺普夫公司，1995，第39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275页；托马斯·S艾什顿（Thomas SAshton）：《工人生活标准的重新审视》（Workers Living Standards：A Modern Revision），选自《英国工业革命》，第481页；利斯：前引书，第40～41页。
利物浦的托马斯·贝恩斯这样写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和布莱德福等城市——尽管存在无可争议的丑恶、污染的天空和骇人听闻的贫民窟——不会因为仅仅是大量输出商品的简陋之地而消亡。它们更像过去的推罗和佛罗伦萨一样，是“智慧摇篮”的组成部分，这些智慧的发明正极大地改善着人类的生活。利斯：前引书，第53～54页。财富使得那些曾经单调乏味的城市竖起的崭新而宏伟的公共建筑——市镇厅、图书馆和医院——用一位布莱德福作家的话说，“可以与声名远扬的威尼斯的宫殿相媲美……”利斯：前引书，第44～55页。
“世界花园”的城市化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没有国家可以和英国强大的工业相抗衡。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巴黎的企业规模大都较小。1850年以后，由于拿破仑三世和乔治·尤金·奥斯曼男爵害怕无产阶级的暴动，他们事实上不鼓励在首都发展大规模工业。菲耶罗：前引书，第18页。
新的工业发展热点却发生在落后的北美辽阔土地，一些欧洲人把这个地方浪漫地称之为“世界花园”。工厂城镇在这里不仅生根发芽，而且以超过英国本土工厂的规模蓬勃发展。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处女地：美国西部的象征与神秘》（Virgin Land：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0，第32、127～178页。
工业主义给美国带来了许多变化，最终把以这个乡村为主的土地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1850年，美国仅有6座人口超过1万人的“大”城市，不到总人口的5％。这一现实在以后的50年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1900年，人口过1万人的城市达38个，大约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生活在城市。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0，第334页。
工业城市第十二章 盎格鲁——美利坚的城市革命（3）
美国城市引人注目的发展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移民，欧洲的投资，北美消费基础的全面增长，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任何国家能像美国一样更适合资本主义企业的快速发展。一位观察家在1838年写道，亚当·斯密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60年，但只有美国听从了这个声音，并推崇和遵循它”。阿瑟·M小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杰克逊时代》（The Age of Jackson），纽约，寻书俱乐部，1945，第315页。
19世纪工业化时代纽约的崛起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量移民来到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新的生活，特别是巨大的港口城市纽约。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到西方的航海者：革命前夕人员发动的经过》（Voyagers to the West：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纽约，诺普夫公司，1986，第152～154页；布林斯利·托马斯（Brinley Thomas）：《国际移民的经济》（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纽约，麦克米兰，1958，第65～66、575页。到1860年，沟泽姆斯宾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的人口达到100万人，其中42％的人口出生在外国。约瑟夫·萨佛、阿伦·彼得·路宝（Joseph Salvo and Arun Peter Lobo）：《移民与纽约人口变化》（Immigration and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Profile of New York），选自玛格丽特·克里汗、阿尔贝托·沃尔沃利阿斯…布什（Margaret Crahan and Alberto VourvouliasBush）主编《城市与世界：纽约的全球化未来》（The City and the World：New Yorks Global Future），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1997，第88～89页。
这些移民当中，一些人的居住环境与英国所看到的肮脏不堪的贫民窟不相上下。曼哈顿工人阶级的居住区拥挤不堪，疾病到处肆虐：1810～1870年，婴儿死亡率翻了两倍。芒福德：前引书，第467～468页。以财富多少而非家庭出身来确定的阶级差距在这片新的土地上依然存在。作家莉迪亚·柴尔德注意到，“在距离路易十四风格装饰豪华的美术展览馆不远处的地方”，是用土坯做成的“凄惨而荒凉的公寓”，里面住着“冻得发抖的小孩”。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富裕的都市：1850至1896年纽约市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巩固》（The Monied Metropolis：New York City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American Bourgeoisie，1850…1896），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第47页。
然而，纽约给很多观察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巨大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要比欧洲同行们享有更大的机会跻身于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的行列，而他们的后代享有的社会升迁的机会比他们更大。凯伯乐：前引书，第36～37页；保罗·H威尔肯（Paul HWilk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