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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毕竟，这些人只是来自世界相当落后地区的商人，他们的产品对于宫廷和集市来说都没有什么价值。
甚至欧洲人的高桅小船似乎也不会给人什么印象。不久，这些小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令人警惕，速度也越来越快，而且具备了更长距离航行的能力。17世纪末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商人逐渐控制了东南亚香料产地的贸易，同时也控制了利润丰厚的非洲奴隶、象牙和黄金贸易。
贸易中心不再重要，像开罗、伊斯坦布尔这样的城市开始在商业上衰落下来。阿布…卢格霍德：前引书，第48～51页；刘易斯：《问题何在？》，第13页。甚至最初由近东出口到西方的咖啡，也是在荷兰的殖民地爪哇生产，再由荷兰的船只贩运咖啡豆到奥斯曼的市场上出售。刘易斯：《穆斯林发现》，第195页。
西方人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出现在东方。中国、印度和非洲边缘地带的小商业居住点开始缓慢地发展成为巨大的、充满商业活力的城市。表面上依旧宏伟的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内陆的大都市，开始逐渐失去对本国国内贸易的控制。最后，政治控制力和文化影响力也很快消失了。城市文明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一个由欧洲人和他们的后裔所掌控的新时代即将开始。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1）
在罗马帝国衰落后不久，欧洲又拥有了一股新的强大凝聚力——天主教会。原有的基督教牧师的存在，充其量只是维系着摇摇欲坠的罗马，他们对古典城市社会不过是怀有矛盾心理而已。唯有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衰退至最低谷之时，孕育了欧洲城市复兴的一线希望。
城市复兴的神圣根源
教会的贡献体现在文化和政治领域。基督教僧侣们保留了书写语言、古代文本和欧洲城市复兴所需要的那份知识分子传统的严谨。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第277页。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许多最后得以幸存的城镇当中，教区的结构被看成是城市辖区和公民权利的基础；无论在巴黎、罗马，还是在意大利什么地方，主教通常被公众看成是唯一认可的权威。劳罗·马提尼斯（Lauro Martines）：《权力和想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纽约，诺普夫公司，1979，第13页；道格迪：前引书，第44页；皮朗：《中世纪城市》，第61～64页。
城市生活的全面复兴需要的不仅仅是传教士的恩赐，更多的往往是一个安全的环境，以及维持城市运转的经济。教会没有力量来阻止外来入侵者，不论他们是北欧海盗、异教徒，还是伊斯兰人。宗教神学也常常对城市经济赖以发展的商业价值缺乏信任，即使它对此没有持完全的敌对态度。
城邦的复兴
由于不能够完全依靠教会，也没有强大的帝国确保安全，欧洲孤立的城市社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谋求生存。在骑士和强盗出没于乡村地区的情况下，居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筑起一道防御屏障。根据描述公元8世纪意大利的城市维罗纳的史籍记载，这是一座“用厚厚的城墙保护和48座醒目高塔包围的”城市。在攻城大炮使用之前，坚固的城市防御工事能够抵御甚至是最强劲的入侵者。
就这样，一个独立的欧洲城邦的新黄金时代开始了。商人和手工业者在诸如意大利北部这样的地方资助他们自己的防御性武装力量。富马加利：前引书，第81、92页；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权力角逐：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队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第86页。 在帝国边界概念模糊和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城市是可以依赖的确定的空间范围。约翰·黑尔（John Hale）：《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纽约，塔奇斯通出版社，1993，第20页。
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躲在安全的城墙后面，他们享受到的独立性是东方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这里既没有皇帝、哈里发和苏丹限制私有财产权，也没有商人阶层的行业协会特权。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Nathan Rosenberg and LEBirdzell Jr）：《西方如何变富：工业世界的经济演变》（How the West Grew Rich：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纽约，贝西克出版社，1986，第59～60、68页；约翰·兰顿、戈蓝·霍佩（John Langton and Goran Hoppe）：《近代欧洲城镇与县的发展》（Town and Coun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Europe），载于《历史地理研究丛书》第11期（Historical Geography Research Series；no11），1983，第7页。在西方，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亨利·皮朗写道：“对利润的狂热和对他们的地方的热爱合二为一，并扎根于他们的心里。”皮朗：《穆罕默德和查理曼大帝》，第218～219页。
意大利作为城市主义复兴的焦点崭露头角。由于得益于罗马人遗留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意大利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早期就成为了terra di citta，或曰“城市的地域”。简·德·福瑞斯（Jan de Vries）：《1500～1800年的欧洲城市化》（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4，第28～29、41页。
公元1095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使这些意大利城市受到了比自己更加发达的伊斯兰世界的榜样的影响。由于最终在军事上没能征服伊斯兰世界，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城市的商人就从他们昔日的敌人那里购买香料、丝绸和精致的工业制成品。刘易斯：《穆斯林发现》，第26页。佛罗伦萨和帕多瓦等内陆城市，不仅通过加工纺织品，而且以资助贸易的方式参与到了商业扩张当中，这一切恰好发生在高利贷基本上不能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广泛接受的时期。布赖恩·普兰（Brian Pullan）：《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史：从13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A History of Early Renaissance Italy：From the MidThirteenth to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3，第104～107页。
君士坦丁堡缓慢持续的衰落给意大利城邦带来了新的机遇。在基督教世界里，君士坦丁堡本可以长期维持其最大城市的地位，然而这个衰老的帝国中心当时缺乏足够的能力来保护它的外围。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13页。到了公元11、12世纪，这个首府城市逐渐失去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这就给意大利城市更大的机会控制通向东方的贸易要道。
这些意大利城市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其规模，即使到了公元14世纪，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或者博洛尼亚等城市的居民人数还不到10万人。相反，文艺复兴城市最大的财富在于超强的商业精神和接受古典城市传统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赖以发展的创造力。
意大利城市渴望接受长久以来被放弃的公民民族主义的理念。它们从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建筑师马可·维特鲁威·波利奥那里汲取营养，他的作品在公元15世纪的早期被发现。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们满腔热情地全盘照搬波利奥的放射状中心的城市布局理念，即城市要有一个确定的核心或广场，居民区向外扩展，直到城墙处。莫里斯：前引书，第113～114页；保罗·朱克（Pual Zucker）：《城镇与广场：从集市到绿色村庄》（Town and Square；from the Agora to the Village Green），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0，第99～102页。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构想者们如阿尔贝蒂、安东尼奥·阿沃里诺，以及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仅满足于照搬古代传统，他们还把古老的罗马城市基础设施艺术发扬光大，在建设防御工事和运河时发明了新的技术。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他们的城市中心如同古代经典城市中心一样，竞领城市景观风骚。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2）
威尼斯：“世界的珠宝盒”
威尼斯是城市竞争中的佼佼者。威尼斯壮观的大运河、庭院走廊和大理石拱桥让这座城市变成了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世界的珠宝盒”。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随笔一则》（The Civilizationg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An Essay），SGC米德尔莫尔译，纽约，新美国人出版社，1961，第79页；莫里斯：前引书，第112～117页。
同样重要的是，威尼斯同时也预示了一个现代城市的终极形式，其伟大之处主要源于城市的经济力量。威尼斯的富足不是通过帝国征服或凭借其神圣中心的位置取得的。它的财富就像腓尼基的财富一样，几乎都是凭借精明的经商之道获得的。
威尼斯出自平民百姓。没有宗教或帝国领袖式的人物带领威尼斯走向伟大。它的发家史之中看不到什么圣贤或英雄人物。据说第一个威尼斯人是一名罗马难民，在公元421年野蛮人的袭击中，他曾藏匿于威尼斯地区沼泽密布的岛屿中。
从这一小部分流亡者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