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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回来以后，我们好像成了一支半专业队，不断地训练、比赛，比赛、训练，而我们的球技也在迅速提高。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市里还特地安排我们到上海进行冬季训练。
从1986年到1992年，我参加了7次全国性的少儿足球比赛：
1986年8月全国“贝贝”杯浙江第一名
1987年8月全国“蓓蕾”杯北京第五名
1988年8月全国“萌芽”杯河北第一名
1989年8月全国“走向2002年夏令营”（获最佳阵容奖）山东第一名
1990年8月全国“萌芽”杯天津第一名
1991年8月全国“幼苗”杯洛阳第一名
1992年8月全国“幼苗”杯北京第一名
为了写这本书，我把当年的各种获奖证书又重新翻了出来，这些证书早已发黄，留下了岁月匆匆走过的痕迹。回忆少年往事，未免感慨良多。
我是一个胜负心很强的人——当然，我指的是足球，而不是其它——也许，在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淡泊、比较低调的人，而且，我生性开朗，和谁都能相处，但是，一到足球场上，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对胜利充满渴望。对每一场球的输赢都及其计较，寸土不让，毫厘必争，甚至无法平静地接受一场球的失败。我至今还记得，1987年，我代表大连少年队到北京参加全国“蓓蕾”杯比赛，有一场非常关键的球，是我们对阵沈阳队，如果这场球我们输了，就只能获得第五名。那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很大，打在脸上都有点疼，场上积满了水，球根本带不动，后场断下球，只能大脚往前开，平时练的技战术配合到了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我和队友拼尽了全力，这场球我们最后还是2：4输给了沈阳队，但是输得挺窝囊。比赛结束后，双方队员都退了场，我还是一个人呆呆地木立在场上，这时候，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索性一屁股坐在水坑里，痛痛快快地哭了个够。事过多年以后，当年的队友有时候还会为这件小事笑话我。
我之所以重提这件小事，是因为后来我走上职业化道路以后，有许多事情都和我的这种性格有关，有些事还直接导致了我的停赛，比如推挤裁判、和上海申花队的外援兰柯打架，等等。我不是要为这些事情辩解什么，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也越来越明白冷静和涵养对于一个球员，尤其是对比赛的重要性。不过，我还是要说，求胜的欲望对于一个球员，一支球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大连实德队之所以能在国内所向披靡，可能就和我们东北人的这种性格有关。
小时候，我常常会在路边看大爷大伯们下棋，那时候看见他们为了一个棋子都要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是有点弄不懂。后来，我才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人类之所以要发明出体育运动，可能就是要以一种文明的形式来满足人的胜利要求。当然，我在以后的职业化生涯中，尤其是在英超联赛中，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这种胜利要求，不是逞一时之气，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更完美的技战术结合。
时间就是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我也渐渐地开始长大成人，但是这时候，我发觉自己的学习有点跟不上了。尽管我们体校对文化学习抓得还是很紧，但是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在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足球上面时，势必要影响到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理、化和外语。我后来到英国，在英语上化了很多时间，就是和我小时候外语底子差有关。什么事情都有得有失，我母亲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她仍然要我坚持练字和记日记，妈妈说：练字能养性，记日记可以天天反省自己，什么时候做人都是第一位的。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很多年，一直到现在。有时候，我觉得做一个运动员真是很不容易，他要付出许多，要牺牲许多，而有时候，这种付出和牺牲并不一定能帮助他成功，我应该是比较幸运的。
1992年，我被调进大连物产集团青年队，是由当时的大连体委和物产集团合办的，后来我又被调进大连万达青年队。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听说国家要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
第二章 巴西第6节 “健力宝”
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国家，叫巴西，这个国家盛产咖啡，当然，还有足球，我们把这个国家的足球叫作“桑巴”。对于我们来说，巴西已经成了一个足球的“圣地”。有谁不知道巴西，不知道巴西的足球呢？“黑贝利，白济科……”，小时候，他们是我的偶像，我们甚至把它编成了童谣，随口传唱。在我们眼里，巴西足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巅峰，那时候，我做梦都不敢想像，有一天，我能够到巴西，到贝利的故乡，去学习足球。可是，在1992年，这一梦想却差一点儿变成了现实……。
1992年的秋天，天已经凉了，早锻炼的时候，出门必须加一件外套。那一天晚上，爸爸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国家准备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还说是由南方的一家什么公司出资赞助。我一听，心里就热了，嚷嚷着对爸爸说：“爸，我也想去”。姐姐在一边逗我：“哟，你想去就能去呀，全中国12亿人民呢，轮得上嘛你”。爸爸对我一直充满信心，正色说道：“只要是公平竞争，我相信我们继海能行”。
这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一会儿想，这个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一会儿又想，我们大连会选谁呢？挨个儿数去，一会儿乐了，想我八成能选上，一会儿又泄了气，姐说得对啊，全国那么多人呢，轮得上我吗？一会儿想，甭管怎么说，我也得去报名，一会儿又直犯嘀咕，要是选不上怎么弄，不被人笑话死了？可是，我真的是想去，我知道这辈子要想有出息，就非得走出去不可。就这样，翻来覆去，那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
没过几天，我们体校就正式传达了这个消息，说是中国足协决定正式组建一支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为期五年，目标是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还说这支队伍由广州的健力宝集团出资赞助，并冠名为“健力宝”青年队。而凡是符合规定的适龄球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全国性的公开选拔赛，等等。这个消息一传达，队里顿时就象炸开了锅，有说这的，也有说那的，有信心十足的，也有摇头叹气的，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想，人生能有几回博，这次说什么也得拼了。
后来，我才知道，1992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尤其是所谓的“黑色三分钟”，几成一个经典暗示。但是，国人痴心不改，年复一年，坚持为中国足球摇旗呐喊。有了电视机后，凡有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每赛必看，说实话，心里和球迷一样，难受极了。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有朝一日，我也能进国家队，那就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一种改变中国足球命运的责任。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是少年人的不知天高地厚，但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的。1988年，北京，国家队又兵败“5·19”，引起球迷愤怒，惊动高层，痛定思痛，从那以后，中国足球的改革就被搬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定下了六字方针：“请进来，走出去”。“请进来”，是要聘请洋教练，“走出去”是让球员出国留学。在这六字方针的指导下，先是聘请施拉普纳执教国家队，准备冲击1994年的世界杯；后是组建青年队，远赴巴西留学，准备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和2002年的世界杯。在当时，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我到现在仍然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尽管在它的运作过程中，有失败，也有教训，但是它的确是中国足球改革的先声，而且它的意义不可估量。
名报上后，我们就等着国家的公开选拔。当时，听说全国报名的人有上千名，而最后能够成行的据说只有22人，可想而知，竞争是如何激烈。不过，这时候，我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我只是想好好地表现自己，把平时练的东西尽量发挥出来。说实话，我当时还是挺自信的，觉得到时候只要发挥不失常，凭自己的实力，应该是有希望的。
当时全国设立了好几个赛区，我们大连也是其中一个。公开选拔的那一天，大连来了许多外地的小球员，训练场上一下子热闹起来。认识的就相互打招呼，说些别后的闲话，争着恭维对方，说你这次肯定能上我是恐怕不行了心里紧张得要命不信你摸摸这里怦怦乱跳，对方一脸不信的样子，说拉倒吧你你这次要是不上还有谁能上？其实骨子里都透着自信，觉得自己十成里有着八成的把握。
我记得那次选拔赛非常严格，一上来就是体能测试，百米跑、折返跑等等，然后是分队对抗，看台上坐满了评委，那场面，说实话，是叫人挺紧张的。有许多人平时基础还是挺不错的，但不知怎么搞的，一到场上，发挥就失常。我大概平时比赛打得多，再加上生性放松，体能测试很轻松地就过了关。对抗赛我还是打的后卫，轻车熟路，觉得和以往参加过的几次全国大赛表现没有什么两样。
选拔赛就这样结束了，慢慢的，也淡忘了许多。大概是在九月下旬的哪一天，家里突然接到体校的电话，说我被选上了。当时大连好像被选上了两了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王锋。不过，张斌老师在电话里说，这一次只是初选，选中的人还要到北京集训，最后才能确定具体的出国人选。即使这样，我们家也是非常高兴。一些熟悉的叔叔伯伯闻讯赶来，纷纷向爸爸表示祝贺，还说凭我的实力到巴西绝对没问题。我听了心里也是挺高兴。
那一天晚上，我作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