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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切┒褚夥腹嬲咭惨恢焙懿宦狻�2001年，我们也是和一支北方球队比赛，对方一名国脚下脚特别狠，当时世界杯大战在即，我在场上气得大叫：“都是国家队的，干嘛下脚这么狠，把人踢伤了，世界杯怎么办”？说起来，这个国脚还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当时我也是气急了，才这么说。比赛结束后，我一直以为他会给我打个电话，这个疙瘩就算解开了，但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这个朋友的电话，为了这事，我还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好像是我犯了什么错一样。这话扯远了，还是回到兰柯维奇身上。
在我的阻挡下，兰柯维奇没有能过去。我的犯规动作裁判是看见了，但这个时候，场上形势对申花队非常有利，那一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金哨”陆俊，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裁判，根据有利无利的原则，就没有吹我犯规。大概兰柯维奇因此而有点恼羞成怒，爬起来的时候，就向我脸上吐口水，你知道，中国人对脸是很看重的，俗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冒了上来，刚想有所反应，但因为有了前车之鉴，就拼命地说服自己：“忍住，忍住”，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走了开去。我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很平常的一件事。这时候，哨声响了，上半场结束。我在往场下走的时候，就听见兰柯维奇在我的身后对我指指点点，而且我听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骂我，尽管我听不懂他的话。我还是没有理他，自顾自地往外走。这时候，兰柯维奇突然追了上来，对准我的后背就是一拳，我一下子转过身，他的手指又伸了过来，几乎伸到我的嘴里。我的怒火再也按耐不住了，说实话，也忘记了我们当时还在场上，抡起拳头就是一拳打了过去……。这时候，陆俊跑了过来，当即就向我和兰柯维奇一人出示了一张红牌，把我们两个人都罚下了场。
后来有朋友和我开玩笑，说：“既然是他先打得你，你为什么不佯装倒地呢”？我听了简直有点哭笑不得，回答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不会演戏，在这方面，我确实比不上有些球员那么油，因为这一点，很多人说我脾气大了，虽然有点委屈，但也只能认了，怎么办呢”？后来我到《大连晚报》参加他们举办的“读者热线”活动，也有读者问我，当时是不是兰柯维奇故意“挑逗”，引诱我犯规，然后让我被罚下场以削弱实德队在场上的实力？我说：“对手有时的确会采用这种手段，但是兰柯维奇是不是这个目的我不清楚。也许我是上当了，但我为什么会上当呢？还是因为我当时的不冷静。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这事也不能怨别人，就是因为我的一时冲动给全队造成了损失，归根结底还是我的错”。这些话并不是我当时要讨好读者才这样说，而是我的真心话，尽管我到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兰柯维奇有点“没事找事”。
这件事发生后，包括足协事后追加处罚，我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心里觉得挺委屈的，而是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尤其是当我面对家人的时候。从我踢球开始，我爸我妈就没为我少操过心，他们绝对不是护短的人，所以每当我做错了事，首先要责怪的，就是我，也不管我是不是感到委屈。而我身边的长辈和朋友也是这样。几年前，有一次盖增圣前辈在电视里看见我有一个犯规动作太大，当即打电话到我家里，对我爸说，继海这样踢可不行，得说道说道他，语气很焦急。后来，也是在电视上，看见我和对方队员冲撞倒地，然后我很友好地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老爷子一看高兴了，又打电话到我家，把我又表扬了一通。
然而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的身上发生，就有点奇怪了，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嘛？怎么我就老是不长记性呢？被国际足联禁赛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和裁判争执，但是就没有考虑到和对方队员争执也会吃红牌。我后来想，是不是我的心理上有问题？
后来，为了备战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中国足协特地为我们请来了一个心理医生，就是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运动心理研究所主任丁雪琴丁大夫。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心理治疗”，和丁大夫一说话，就想，不就是“聊天”吗？不过，还真奇怪，我发现自己挺爱和丁大夫说话，说起犯规，我就挺委屈，告诉丁大夫说：“有一次我只是找裁判说句话，他就给了我一张黄牌”，你别说，丁大夫还挺懂足球，对球员遭受裁判判罚不公而感到不满和不平表示理解，还说这种不公平常常会导致球员对裁判失去信任感，是球场上的一种“诚信危机”，不过丁大夫还是仔细地和我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且教我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后你在向裁判和对手说话之前，最好‘一、二、三’，数三下，再说话”。我还是有点委屈，说：“裁判老盯着我”，丁大夫就笑，说：“进球是对对手最好的反击”，我知道，这句话是球王贝利说的。
丁大夫开玩笑似地和我说：“都是媒体和球迷给闹的，他们老叫你‘乖小孩’，是不是”？我说：“是”，丁大夫说：“是啊，久而就之，你就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小孩，受不得半点委屈，是不是这样”？我想了想，说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吧。
不过，我后来没事的时候想了想，觉得丁大夫说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我到了曼诚以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才发觉自己已经完全长大成人。
第八章 新实德时代第44节 我过了一把“队长”的瘾
2000年，实德队夺回了阔别一年的联赛冠军，我又一次被淹没在大连欢乐的海洋之中。联赛结束后，冬天，我又去了一次英国。
这次到英国，我对外声称是为了处理一些我在水晶宫的一些杂物，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离开水晶宫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怀念。当时，我们家在大连开了一家“孙记海鲜酒楼”，里面有一间包房就叫“水晶宫”，一方面是为了纪念我在水晶宫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寄托我对水晶宫的思念之情。我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毕竟，水晶宫是我效力的第一支海外球队。到了伦敦，水晶宫已经暂时摆脱了它的经济危机，范志毅还在队里，主力位置已经不可动摇，而且还是水晶宫的队长。看着球队欣欣向荣的样子，我即宽慰，又有一番感慨。范志毅和我开玩笑说：“怎么样，继海，还是回来吧，主力位置给你留着呢”。我苦笑笑，想，我们早已不是自由身了，哪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范志毅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相视之下，一笑了之。
还在中国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帮我联系了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所以，我一到英国，他们就让我去试训。纽卡斯尔联队是英超的一支强队，能够到这样一支球队去试训，我当然很乐意，我想，就是人家看不中我，去开开眼界也好。没想到的是，我在那里只试训了5天，主教练就对我很满意，说合适的时候，会到中国和我们实德俱乐部谈判。
在那些日子里，海东和李明也在英国试训，分别在英甲的谢菲尔德联队和斯托克港队，尽管这两个俱乐部对他们很满意，求贤若渴。但是这两家俱乐部都很穷，根本买不起这两名中国国脚。像谢非尔德联队，当时每年总的转会费用才100万英镑，海东一个人也不止这么多钱。当时我们说好对外暂时保密，但是等我们回到国内，媒体上还是披露了这一消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哪里来的，面面相觑之下，我们说：“现在的媒体真是厉害，都快要赶上老外的报纸了”。
没过多久，我在英国的经纪人劳伦斯就来到了大连，正式和实德俱乐部商谈我转会纽卡斯尔联队的具体事宜。这件事最后还是卡在了转会费上。俱乐部为我开出了200万英镑的转会费，而且表示没有降价的可能，而纽卡斯尔联队只能出到120万英镑。徐明后来和我说：“我们算过，你值这个价，如果降价降得太厉害，也怕国内别的俱乐部将来吃亏”，徐明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我一降价，就等于压了其它球员将来出国的价格。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俱乐部的利益当然高于一切。
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时候，水晶宫向我和李明伸出了橄榄枝，而且由范志毅亲自带了两个水晶宫的经纪人，来和实德俱乐部商谈具体的转会事宜。那几天，我们都开玩笑叫范老大“范领队”。那时候，水晶宫的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几个回合下来，居然出奇地顺利，一口答应实德俱乐部为我和李明开出的280万英镑的转会费，而且草签了协议。在这中间，纽卡斯尔联队听说此事，曾经将价格抬高到125万英镑，但是我们俱乐部还是没有同意。
俗话说：“好事多磨”，这句话在2001年，对我和李明来说，一点也没错。就在我们即将成行的时候，中国足协为了世界杯亚洲十强赛，下达了所谓的“禁洋令”，也就是说，在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期间，所有的中国国家队队员都不许出国。据说，米卢也强烈要求禁止国家队队员在这一年出国。因为在这一年，我们实德俱乐部有好几个球员想出国，海东、李明、张恩华和我都有这个打算。所以，在“禁洋令”下达后没几天，中国足协的阎主席就亲赴大连，和我们几个人谈心。要说我们当时一点想法没有，那是假的，可是“国家利益至上”这个道理我们还是懂的。所以，那次阎主席一说，我们就请阎主席放心，保证全心全意为国效力。世界杯，为了世界杯，为了国家利益，许多球员都放弃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杨晨、谢晖是这样，李明和张恩华也是这样，那时候，水晶宫队和格林斯比队对他们两人都特别倾心。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