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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国家队的第一次集训是在1998年的2月7日，地点是在上海，目的是参加3月1日在日本举行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参加集训的，基本上都是1997年的国家队队员，但是增加了申思、朱祺等球员。有人据此分析说，从人员调整情况来看，意味着中国足协已有意使国家队逐步进行新老交替。也有媒体分析说，此届国家队的产生带有很大是特殊性，备战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只是一个短期行为，因此这届国家队从教练到队员无不带有过渡的性质，云云。
我们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一笑而过，关键是，在霍顿的训练中，我们开始渐渐理解足球。
3月1日，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正式拉开战幕，参战的是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香港队。由于比赛采用的是赛会制，所以我们只踢了三场比赛，初战香港，次战韩国，后战日本。
首战香港，是霍顿正式指挥的第一场比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一战场面实在是乱，各自为战，攻；筹划不出流畅的配合；守；组织不起坚固的屏障。但是霍顿在场外却一声不响，很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在找我们的弱点所在。赛后，霍顿才为我们一一评点此战的得失。
次战韩国，我们的表现果然大有改善，中场组织得有板有眼，申思开始进入“中场发动机”的角色，进攻相当犀利，尤其是通过默契的配合和流畅的传接制造出不少得分的良机。后防线也变得坚固起来，当时韩国队最具威胁的射手是崔龙洙，但在我们的协防之下，全场毫无作为。上半场我们就领先两球。问题是，领先之后，我们又犯了老毛病，变得不会打球了，结果被韩国队抓住机会，连扳两球。中场休息时，霍顿稍加指点，下半场，我们未再给韩国队留下丝毫可趁之机。我觉得，那一战是中韩交锋史上最出色最成功的一场球。
后战日本，我们2：0完胜。那时候，日本队已经取得了进军世界杯决赛的入场券，不仅我们，就连霍顿也承认日本队在整体实力上要稍高于我们。我到现在还认为那场比赛，我们的战术安排非常得当。一方面，我们“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与日本队实力很强的中场针锋相对，而是避其锋芒，迂回两翼策动攻势，同时霍顿让我和谢锋轮流“后排插上”，多次获得破门良机。而在防守上，中前场就地阻截，同时卡断中场灵魂中田英寿与锋线箭头人物三浦知良、中山雅史、冈野雅行等人的“弹药运输线”，使其威力无以发挥。此消彼长之间，中国队获胜也就不足为怪了。后来有人指责霍顿不懂战术，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霍顿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战术家。
那一年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我们最后获得亚军。名次不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懂得要赢应该赢的比赛。关键是，我们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霍顿在集训时，就已经找到了中国队的软肋，一是缺乏战术素养和战术纪律，二是缺乏自信心。所以在训练中，霍顿非常注重这两点。
霍顿很注重阵型，和后来的米卢不太一样，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那时候，霍顿特别喜欢442阵型，而且经常说442专克352，这也是有所指的，因为韩国、日本和西亚的一些球队都比较喜欢打352。霍顿的442和我们国内常用的442不太一样，位置感特别重要，所以在训练的时候，霍顿在细节上就特别注意，经常喊停，由于他讲得很细，我们听得明白，所以倒也没有比赛有被打断的感觉。坦率地说，那时候我们足球的理论素养很差，听了霍顿的讲解，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对霍顿的训练方式觉得很新鲜，和别的队员一样，觉得霍顿这个人很有修养，严厉但又不失随和。霍顿的训练很开放，在休息时，也不把我们关在房间里，而是让我们自由地沐浴阳光，自由地与记者交谈，自由地与朋友聚会。而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我后来才感觉到，实际上，霍顿无论在训练上还是在日常管理上，都在想方设法为我们重建自信心。我在这里可以举黎兵为例，黎兵在1997年的亚洲十强赛上，屡屡被委以重任，却总是不堪重负，给人以“英雄迟暮”的感觉，但是在东亚四强赛上却大放异彩，仿佛找到了4年前红透半边天的感觉。不仅黎兵，姚夏也是如此，在中场左右逢源，组织进攻和个人突破，都令对手生畏。他们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是霍顿的训练和管理让他们找回了自信心。
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使霍顿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那一年的最大目标还是亚运会。霍顿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像大多数外教一样，有时还有点自负。在出征前，霍顿信心十足，说有信心带领这支球队在亚运会上打出好成绩，甚至取得金牌。11月27日，我们飞赴曼谷。
当时我们都把亚运会称为“中考”，之前的东亚四强赛是“小考”，而1999年的奥运会足球预选赛才是真正的“大考”。所以，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对亚运会的成绩也并不是太在意，只是练兵而已。而我们派出的国家队也是以老带新的“混合队”。但是霍顿并不是这么想的，霍顿是一个把成绩看得很重的人，一方面他很要强，而另一方面，也是想借亚运会重建中国队的自信心，所以每一场的比赛，他都非常重视。而我们当时也的确非常努力，霍顿的训练在这个时候开始体现出他的效果，一路狂飚，挺进四强。而在四强赛上，惜败伊朗。但是和1997年十强赛两败伊朗不一样的是，这次，就连伊朗球员都说，中国队的战术选择、局部配合、队型保持、攻防转换较之十强赛有了很大进步。霍顿一方面称赞伊朗队是最好的队伍，说他这次最大的不幸就是两遇伊朗队；但是另一方面，霍顿又心有不甘，说我们是以“混合队”和他们正宗的国家队较量，赛后还放言，如果日后国家队全到，一定会摆平伊朗。
霍顿的这份胆气，的确令我们心生崇敬，也使我们渐渐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心。但是现在看来，霍顿对成绩的过于注重，也使他在日后为奥运会足球预选赛选择热身对手时，过多地选择弱队，从而失去了和强队交手的机会，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实战心理上，都留下了一定的遗憾。就大赛经验这一点而论，霍顿的确不如米卢。
第六章 霍顿时代第33节 奥运奥运
1997年，中国队折戟亚洲十强赛，从而失去了进军法兰西的机会，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伤痛。因此，2000年的奥运会足球赛就成了国人下一个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霍顿成了国家队和国奥队的双重主教练。对于霍顿的选择，后来有许多议论，议论之一，就是霍顿这样的选择是否明智。据说，当时霍顿和中国足协的合同中，并没有兼任国奥队主教练的明确条款，他的主要目标是率领国家队从2001年的亚洲十强赛出线，进军2002年的世界杯决赛圈。因此有人后来说，如果当初霍顿不接手国奥队，就不会过早地出局。这一说法是否确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到觉得，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霍顿倒是一个很书生气的人，而且很自信，对自己的将来似乎考虑得并不多。
这样，在1999年的年初，霍顿就开始正式组建新一届的国奥队。一批年轻的优秀球员开始进入霍顿的视野。
我记得当时的国奥队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球员，前锋是张玉宁、李金羽和王鹏，中场是李铁、黄勇、张效瑞、隋东亮和肇俊哲，后防是郑智、李玮峰、陶伟、舒畅，还有我，等等。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霍顿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些球员日后都成了甲A赛场上的中坚人物，有一些还成了下一届国家队的主力队员。霍顿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力排众议，坚决去做。像小肇和郑智，当时还都没有走红，尤其是郑智，还在乙级队踢球，但是霍顿却坚决让他们披上国奥队的战袍。事实证明霍顿是队的，这两个人日后都成了中国最优秀的球员。我最近还听说，郑智后来在深圳队大放异彩，是2002年的中国足球先生，而小肇在2002年中国队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联队的比赛中，也深得加队主教练和欧洲星探的青睐。我也相信，他们必是日后中国队的主要人物。霍顿对李铁非常器重，曾说，国奥队谁都可以走，就是不能缺少李铁。这一方面，可能是霍顿战术体系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也说明霍顿一眼就看出了李铁的潜力。应该说，霍顿对这些新人的培养和使用，为日后的中国足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经过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和亚运会足球赛，霍顿的442战术思想已经成熟，而且也得到了队员的认可。霍顿非常强调国家队和国奥队打法的统一性，这也是霍顿对中国足球的长期考虑。因此，在国奥队，就很自然地延续了国家队的战术风格，以442阵型为主。
霍顿的442阵型这时候也完全成熟，中场设双后腰，两个中卫平行站位，以协防为主，而对左右边卫的要求特别高，进可攻，退可守，高速插上，及时回防。而中场球员也应根据场上形势，轮番插上，设立多个攻击点。从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来看，他非常注重整体，阵型的移动遵循一定的规律。我那时候刚从英国归来，已经有了一点现代足球的概念，所以对霍顿的足球理念比较能接受。对于当时的中国足球，最缺乏的就是整体观念，在场上往往会各自为战，结果常常被对方一冲就散。后来有许多球员对霍顿念念不忘，也是因为霍顿最早为他们灌输了这些现代足球理念。但是，霍顿的这一战术思想，对球员的个人能力要求特别高。我到现在还认为，后来我们饮恨奥运会的九强赛，并不是这一战术思想的问题，而是我们当时的个人能力还跟不上。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