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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指导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在管理上推崇军事化，具体而言，就是：“前门一把锁，后门一把锁”，也就是所谓的封闭式训练。说起来，这并不是徐指导的首创，而是专业化时代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管理模式的批评，现在已经很多，我曾经听一位外教说，他初到中国，对这种管理模式很不适应，尤其是见到晚上熄灯时间一到，所有的灯光唰地一下子就熄灭了，更是不可思议，他觉得这种管理模式很可能会扼杀球员在场上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后来，科萨到大连队，基本上实行的是走训制，效果很好。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球员的职业意识，实际上，到了后来，职业意识已经在我们的身上很普遍化了，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人会乱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点，大家都意识到了。
徐指导在管理和训练上非常严厉，但是有时候这种严厉也会转化为一种粗暴。北方球员的性格都比较倔强，而且自尊心很强，所谓“吃软不吃硬”，即是。所以，有时候徐指导和球员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种性格冲突，如果说是悲剧，那么也是一种性格悲剧。1998年毕竟不同于1995年，社会上的新思潮也渐渐开始影响到球员，人性化的要求渐渐萌芽，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得到尊重，这一阶段的球员已经很有个性了，完全不同于专业化时代。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大牌”脾气，我在网上看到，徐指导2002年重新入主上海申花，也是因为性格，随意喝斥、责骂而受到球员反对。可见，时代毕竟不同了，“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也渐渐显示出它的落后一面。
我和徐指导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到了这一年的9月，我就远赴英伦。但是在我和徐指导的接触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很真实很直率的人，也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我和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很好的关系。说来也怪，徐指导后来离队，反而和队里的不少队员成了好朋友。后来大连队到上海打比赛，总是会有队员主动和徐指导联系、问候。如果说，徐指导在他的人生中还有什么遗憾，那么这种遗憾也是一种性格的遗憾，或者说，是专业化时代留下的影响痕迹。
第五章 万达（下）第31节 召唤
1999年，我在英国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后，开始渐渐适应英甲的足球比赛，坦率地说，我在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即使是英甲，也让我大开眼界，我自己也觉得，在技战术方面，这一年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早就恐惧的“瓶颈口现象”似乎正在渐渐消失，一切都在朝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方向发展。我铁了心要留在英国，尽管我时时想念家乡，想念家乡的球队，总是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打听万达队的近况，但是，我知道，我只有留在英国，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实力，而我是一个相信实力的人，世界杯赛事上的折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代表国家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所以，我在英国买了车，购置了所有的生活用品，还到语言学校报了名，为进一步提高打下一定的基础。
这一年的六月，我随水晶宫队回国参加友谊比赛，在大庆和万达二队比赛时，王健林董事长亲赴大庆，和水晶宫俱乐部负责人商谈我归国事宜，并且和我本人也进行了深入接触。实际上，万达想让我归队效力的想法我早已知道，而且在我在河内打完奥运会外围赛第一阶段比赛后，我就应召返回大连，和有关方面进行了接触。1999年，万达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老队员伤病不断，我和魏意民等又相继离队，外援引进又不是很理想，最关键的是年轻队员一时还上不来，尤其是后防线，漏洞甚多，因此这一年万达队的战绩不甚理想，名次急剧下滑，甚至已有球迷喊出“保卫大连”的口号。我知道，情况实际上不会这么严重，一旦老队员复出，万达的成绩就会重新上升。当然，大连市领导和俱乐部总是希望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这也是大连球迷的愿望。所以，为了增强后防线的力量，有关方面就很希望我能归国效力。我当时心情很矛盾，从我的个人利益来说，当然留在水晶宫会有更大的发展前途，而且我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英国的足球杂志《比赛》曾经根据水晶宫队队员的表现评分，在42名球员中，我排名第14位。当时，一些英超的球队也已经注意到了我，而意甲和希腊的球队也和我有过联系，希望我能加盟。最重要的是，我在英国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旦回国，学业自然就此中断，于我于国家实际上都不利。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也会有很大损失，卖房卖车等等，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大概会损失上百万元。而我个人真的对万达这么重要？我在英国已经深深意识到整体的重要性。当然，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万达培养了我，我们东北人都是重情义的汉子，只要家乡一声召唤，我就会义不容辞的回家效力。问题是，我当时转会水晶宫，有着一系列正规的国际转会手续，我要回到万达，万达就必须重新按照国际转会条例办理相应手续。而当时的水晶宫俱乐部并不愿意我离队，所以为我开出了100多万英镑的转会价格，对万达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我当时心里很烦。
不过，王健林董事长和水晶宫俱乐部面谈之后，事情有了转机，水晶宫方面答应降价，而最重要的是，这时候，大连市领导开始过问此事，并表示市里愿意出这笔转会费，薄熙来市长也亲自找我父母谈话。我父母都是普通教师，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也为薄市长的诚恳深深感动。实际上，不用我父母劝说，我也会义不容辞地回家乡效力，只是我原来还想和万达俱乐部商量，是否以租借形式签约，这样在今年联赛结束后，我就可以重回水晶宫。但是在家乡父老的感情面前，我所有的个人利益都闭口不谈，既不考虑个人，也不提个人要求，表示无条件回国效力，并且积极配合万达和水晶宫俱乐部的谈判，一切听从万达队的调遣，决不辜负大连人对自己的厚望。王健林董事长也是一个很重情意的人，当即答应二年后放我出国。
7月27日，我到水晶宫队办理有关手续，又到英格兰足球联盟注销名字，在看到我的名字被注销的一刹那，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我当时心里就在想，两年后我一定要重新回来。
下午，我就搭上了回国的班机。
28日晚上7点，我乘坐的班机落在大连机场，我一出机舱，就发现大连市体委主任辛德智、副主任刘兼华和当时万达队的主教练李应发老师、领队任举一老师，还有数百名的球迷正在机场迎接我，一个小女孩手捧鲜花对我说：“我代表大连市的小球迷欢迎孙叔叔的归来”，我接过鲜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时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孙继海有何德何能，能够得到家乡人民的如此厚爱。我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我说：“我不敢说我会给球队带来多大帮助，因为足球是一个特别强调整体的运动项目，但是我保证会努力踢好每一场球，和大家共度难关”。而当我步出机场，外面已经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都是自发来欢迎我的球迷，当时，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几乎是被“架”到了车上，而对一个球员来说，在他的一生中，还有什么是比这更大的荣耀？
人的一生，总是会遇到不同的选择，尽管当年我从水晶宫回到万达，对我个人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不同意这是什么“牺牲”或者“奉献”，这里面，有一种很深的感情，难以言说。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球员，都特别的重感情，无论是家乡，还是祖国，只要她们一声召唤，就会不远万里的归来效力。2001年，国家队一声召唤，杨晨和谢晖就立马从德国回来参战。而那次回国，给他们在俱乐部的利益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次面临同样的情景，我们还会作出同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第六章 霍顿时代第32节 戴拿斯杯和亚运会
1998年，中国队兵败世界杯外围赛不久，就又重新组队，这次请来了英国人霍顿，目标是2002年的世界杯。在我经历过的外籍教练中，霍顿是给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他的为人，他的修养，他对足球的理解，我想，不仅是我，很多的中国球员，对霍顿都有一种感激之情。正是在霍顿的启蒙下，我们才开始真正理解什么是现代足球，包括什么是战术纪律，什么是战术素养，什么是位置，什么是正确的跑位，等等。说霍顿是中国足球的启蒙者，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比如说，魏群在霍顿时代并不是最受重视的一个，但我后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听见魏群大哥称赞霍顿，说霍顿才使他真正懂得了足球。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真是一点也不假。
实际上，在霍顿正式接手国家队之前，已经和我们有过接触。在1997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上，霍顿就是我们的技术顾问，给我们上过有关“攻防大战”的课程。霍顿是国际足联的专职讲师，讲起课来头头是道，我们原来一些似懂非懂的东西，经他一讲，豁然开朗。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日后会出任中国队的主教练，但在私下里都议论说，这个老外真有两下子。有人后来嘲笑霍顿只会“嘴上谈兵”，他们不知道，其实理论知识正是中国球员的软档，脑子里一团浆糊，比赛中难免踢到哪儿算哪儿。所以，我们一接到国家队的集训通知，听说主教练是霍顿，都很高兴，觉得这下子在国家队里能够学点真东西了。
我记得，国家队的第一次集训是在1998年的2月7日，地点是在上海，目的是参加3月1日在日本举行的戴拿斯杯东亚四强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