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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它建立在商品经济平等意识的基础上，不同于其他地方常常是走过场的选举。商品经济的规则不是谁管谁的问题，不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而是一个水平结构，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以交换的形式来完成，在此基础上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产生。在农村向城市化、工业化迈进的过程中，居民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有传统的农民习俗，同时基础又有些变化。但因为有了经营户、企业家的介入，才常常提升了村委会民主的浓度，后者会就一些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问题，交全体村民公决，哪些事是有大多数人的举手可以干，哪些事没有大多数人的举手不能干。村委会的选举和运作，我以为在温州一带是非常有成效的。村委会是这样，乡镇和县的政权必然受其影响。
只要读过欧洲城邦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和中国浙江温州的发展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浙江省90％以上是非公有制经济，在GDP增长中占主要比重，温州很早就已经是这样了。浙江其他地方也逐渐在体现这样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制度安排的基础不一样，国有企业是由政府从上往下安排的，人事任命等整套运作都是这样，而浙江许多地方是由下往上逐步演进。因此，浙江的干部越是在基层越有市民“草根”意识，越是基层的干部越是干实事，在很多方面和老百姓、和民营企业家们有共识，这是我长期和政府方面的人士交往得出的一个经验性结论。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都是在计划体制的正式规则“名称”和“形式”没有变的情况下，浙江人以务实的精神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旧体制、旧规则相冲突的行为，摆脱了旧体制、旧规则的约束，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关系和新的分配模式，从而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在个体私营经济仍受歧视的情况下，浙江的许多个体私营企业就变通地采取了“假集体”戴“红帽子”的形式；在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专业市场等许多制度创新的行为还存在争议时，浙江人就灵活地采取“先生孩子，后起名字”的方式；许多改革还未得到公认时，浙江人就采取“先看一看，不下结论”的政策。比如，在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时候，“集体性质”股份合作制也成为一顶红帽子，被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竞相采用。在此情形下，大批的私有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戴上了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红帽子”。比起一些政府官员的良苦用心来，一些私营老板倒显得口无遮拦，全国工商联的一个调查组在温州发现，在谈到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时候，尽管“政府官员强调它的合法合理与必然性，而股份合作企业的老板在同我们讨论的时候，则往往直率地承认自己其实就是私有企业”。在浙江不少地方，政府对股份合作制的“集体性质”的肯定，使大量本得不到政策承认和政策优惠的私营、股份制等企业有了“护身符”；而一旦政策调整、环境宽松以后，大量戴“红帽子”的企业，又纷纷恢复原形，自《公司法》公布后，由昔日号称集体企业的“挂靠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直接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呵！
胡 平：浙江的现代化发动力量无疑是自下而上。但与此同时，有没有自上而下的力量呢？
浙江的学术界有一个主流意见，由于民间力量的旺盛和市场经济本身的强大内驱力，浙江的各级政府对推进改革和推动以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或者说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间里政府表现得比较少为和无为。其实，对于那些一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却又难以判断清楚其长远价值的东西，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无为”是明智的。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不割或不割尽“尾巴”，在个体、私营经济被指罪为悖逆公有制而可能陷于河决鱼烂的绝境时，政府却对此少为、无为，甚至暗中支持，这需要多么大的道德勇气和政治智慧啊！
真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百姓。《老子》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弱处上。”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宋史·地理志》言浙江时首提“人性柔慧”四字，对浙江文化的独特气质可谓一语道破。浙江文化因为“柔”，故不至于枯槁折灭，而能生生不已，柔弱处上；因为“慧”，故能随机应变，趋利避害，善进取而巧奇技。既柔且慧，故能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种种夹缝中游刃有余，顽强而机智地存活，这可以说是浙江现代化进程生机勃勃的直接源泉。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由珠三角看中国城市群（1）
胡平：我与魏达志先生已经21年没有见面，他是我大学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同为地道的南昌人。毕业后他留校，本可以在沪上过优裕的教书生活，但也许因为他读的是历史，他太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的渺小、短暂，故此从未停止追求广阔生命空间的脚步。
留校3年后，他调往深圳特区，不久又远赴澳大利亚留学，为此耗尽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回国后，他出现在南中国，一场大病几乎让囊中羞涩的他陷入绝境，幸运的是深圳市政府识才爱才，为其支付了20万元的换肾费用并在北京301医院成功手术，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饱受磨难的魏达志，以其非凡的勇气和才华，终未令期许他的人们失望——一个本科学历史的人，却从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特区企业集团的模式构建、体制变革和跨国经营的问题，分别对特区企业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融资方式、高新技术发展和外贸体制变革进行研究，其累累硕果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原对外经贸大学校长孙维炎教授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他的专著《特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论》由孙维炎教授亲自作序，内称：“它不仅对特区企业的跨国经营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其他各类跨国经营企业都有指导作用。”而这仅仅是他当年住院期间的成果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躲在深圳的红尘十丈之外，埋首于书斋中研究那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他的那份执着与激情，可能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他早年便洞烛于胸的，中华民族闭关锁国、落后挨打了几百年的历史。
此外，他还敏锐地捕捉特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新动向，孜孜不倦地为深圳的发展捧出肺腑之言。他因其顽强的意志和总是药片相携的显著特点，被当地媒体誉为“深圳的保尔”。
其实，我感觉他并不想戴这顶高帽子，他现在搞的是经济学，他应该比我更懂投入与回报的关系。许是10年前那笔20万元的手术费以及人们的关爱仍沉甸甸地放在他心里，他总有一种“欠账”和“报恩”感；还有，他是一个性格极为谦和宽厚的人，他很少拒绝别人，这使他常像被牵引的皮影一样奔波于太多无益的活动中，到了晚上才能坐在电脑前工作，常常浮肿的脸上总堆积着难以化开的疲惫……
深港融合将促进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将与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CEPA文件的签署意味着其创造的模式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特别是香港与深圳、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型关系。
魏达志（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民盟深圳市委副主委，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香港1997回归之后，很不幸地遇上亚洲金融风暴等一系列的事件，这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很大。现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低薪阶层，每个月的收入不过五千元港币，这种收入水平在江西可以活得很不错，但在香港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大家都说香港的教授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教授，月薪大概港币10万元左右，看起来确实是很高，但如果要买一套像内地这样比较好的、面积150平方米左右的商品房，得上千万元左右，几十年的积蓄可能就要全部砸进去，一方面是工资太高有损于当地的投资环境，一方面香港人疲于奔命幸福指数并不高。香港现在的失业率高达8。3％，今天夏天香港有50多万人上街游行，据我分析，香港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社团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足以组织这样的游行活动，可见市民们对目前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经济滑坡已经开始影响政治稳定，这就使之更加令人关注了。
客观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一个重要问题是香港自己没有转过弯来。过去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其经济发展走向听命于港英政府，其战略定位亦由英伦本土决定，回归之后香港经济转型太慢，是他们对深圳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缺乏认识，对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思路缺乏战略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是错失良机。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在思想情感上仍然留恋香港作为殖民地时代的辉煌，留恋那种以中国内地全面封闭作为惨重代价所带来的辉煌。
香港这几年经济不景气，特别是今年当地官员、财团老板不断地往北京跑，因为他们开始懂得，香港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由于中央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一般来说，香港人提出的要求比较容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