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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构先天性地决定了山地文化不可能兼收并蓄。一方面，因为追求稳定则必然表现为想方设法维持原有的生活秩序，对外来的文明总是抱着怀疑、害怕的心理，害怕它们打破传统的生活秩序，直至拒绝、排斥；另一方面，坐上塔尖的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既得利益，也想方设法去巩固、凝聚塔基，而不希望有多种因素来干扰、动摇这一基础，所以理所当然也要拒绝外来的文明进入。在山地生活中，辈分、血缘与经验是惟此为大，坐上塔尖的人，不是熬着辈分上来，就是以世袭的方式在内部繁衍，而不管继任者是否能胜任。海洋的风险性则决定了人们在海上的第一位需求是生存，谁能够带领大家平安到达陆地，谁就有可能被大家拥戴为船长，而不管这个船长是儿子还是父亲，出身于草根布衣，还是贵胄豪门。如果同时有几个人自认为有能力带领大家平安返航，那么推选船长的惟一方式就是公平竞争，这也就意味各种文化背景、文明成果、思想观念的载体都可以闪亮登场，其兼收并蓄的特性也就在情理之中。
此外，我以为海洋生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即：创新变革的意识非常强。海上航行的恶劣自然条件迫使人类要挑战大自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进航海技术和运输工具，比如：海船由单桅单帆发展到双桅双帆，然后又是多桅多帆，再后来实现了机械化，直至后来的核动力；海上通讯联络由传统的火光联络、旗语、吹海螺、牛角，变为信号灯、发报机、无线电通讯，直至今天的无线电话甚至可视电话；海上导航由古老的看日出月明、测风向，到后来的罗盘，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卫星导航。可以说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翻开人类的航海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恒河沙数。16世纪西班牙由于改进了海船的设备，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被称为“无敌舰队”，一度称霸海上，傲视天下。自从被后来居上的英国舰队打败后便风光不再，失去了海上强国的地位。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海洋上的激烈竞争促使人们不断地创新变革；靠天吃饭的山地文明，则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对迟缓，虽然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同样在不断进步，但与前者每一块陌生而又奇诡的大陆、每一次震撼大海的风暴都是挑战相比，后者为了应对挑战而创新求变的愿望并不是那么迫切，人们习惯于按照四季的交替按部就班地进行耕作，改进劳动工具的频率太慢，表现得最明显的莫过于大家最为熟悉的镰刀、锄头，这是我们祖先使用了至少十几个世纪的古老农具，即便到了今天所谓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仍有大量的中国农民在使用，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更是根深蒂固。
黄河文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可以发展，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
在最早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5）
陈东有：创新变革，在海洋文化中的确十分突出，所以说，世界近代科技史也是一部海洋技术史，海洋活动的需要，大大促进了人类科技史的发展速度。
黄河文明是十分辉煌的，中华民族有着自己悠久而又灿烂的文化。讲海洋文明不能否定养育人类成长的内陆文明。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文明，不能忽略自己在另一个方面的严重缺漏。特别是当因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导致了缺漏，而现实的发展正需要梳理这历史时，我们应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过去，以更好地建设未来。
中国原来一直忽略海洋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从黄河中游地区发源的，虽然后来陆续在江南发现了很多文物，证明南方很多地方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但最大的生活族群还是集中在黄河中游地区，不管是传说中的炎黄二帝，还是后来的夏、商、周，都在这一带。通过研究当地出土的动植物化石，证明那时的黄河中游地区草木丰茂、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不是现在千疮百孔的黄土高原地貌。另外，从地图上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北京的八达岭外沿开始向西南，沿秦岭一线，再到四川、甘肃交界地区，再往下到云南，有一条400毫米降水线，它的走势由东北往西南，这就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南是农耕文明，西北是游牧文明。黄河文明的产生与两河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首先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条件对一个族群的生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当时的黄河文明恰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人们不仅能生存下去，还能有剩余食物，因而才有发展的可能，所以人们很容易安于这种生活状态，认为没有必要冒更大的风险。根据考古发现，上古时期中华先民在沿海地区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在山东半岛，东南沿海没有什么人群活动。后来，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华先民活动逐渐向四周扩散，再往后，主要是战乱的原因，出现了大型的迁徙活动，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像江西到西汉初才开辟，南昌是汉将灌婴筑城才有的。江南开辟以后，江南的自然条件成了农业生产的最好资源，逐渐地发展起来，并很快赶上了中原地区，富庶的长江以南地区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到了唐代，整个江南地区的财赋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七成以上，韩愈还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隋朝为什么要开凿运河？就是为了把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运到京城。中华文明在内陆地区如此发达，所以人们没有必要走向海洋。
在夏、商、周时期，山东、河北的沿海一带已有行政设置。中国人最早在海上的活动来自于传说，相传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如果确有其事，我们能认定山东沿海地区在此时已获开发。秦、汉时，东南沿海也有了行政设置。但是有了行政设置不一定就是有规模性的经济活动，更不一定就是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真正把东南沿海一带开发起来是在东汉以后，既有当地先民的开发，更有中原移民的开发，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我们常说的客家移民。大规模的客家移民有好几次：西晋末年至唐初，主要是“五胡乱华”所致；唐末和北南两宋之交，主要原因是黄巢起义之乱和金兵大举南下所致；还有宋元之交、元明之交，明清之交，每当朝代更替，中原的人们在战争的逼迫下，以迁徙来躲避战争灾难，寻找自己安定的生存之地，向南进入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区，然后又继续向福建、广东等地迁徙。人口迁徙的主要原因还有灾害和人口增加的原因。客家人迁徙到闽南、岭南，走向了海洋，生活在海边，并逐渐进入到海洋经济模式中，原来的农耕经济模式发生了变化。
从宋朝开始，中国人与海外的来往频繁，但往海外大量移民则是从明朝开始，主要迁往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明朝永乐年间，郑和曾经七次带领浩浩荡荡的船队下西洋，多次到达东南亚地区，又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中部。最近还有报道，说是郑和首先发现了美洲大陆，还去了澳洲，我十分惊讶，不敢相信。郑和的船队在东南亚许多地方停泊休整，补充淡水，还把一些体弱有病的人或有其他情况的人留在当地。从此有中国人不断迁徙到东南亚各国，谋求新的生存之地。明朝万历年间，菲律宾竟然出现当地土著人的人数和大陆迁徙过去的华人差不多的局面，而且商业基本上由华人经营。华人很善于经营，如果华人不经商，当地人就买不到东西。当时的菲律宾被西班牙占领，西班牙人对华人独占商业极为不满，唆使土著人和华人发生对峙、冲突，甚至多次联合起来屠杀华人。但每屠杀一次，当地的经济就两三年发展不起来，又不得不让人带口信，请那些逃走的华人回来。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冲突又起，于是又屠杀一次华人。在最早走向海洋的这批中国人里，以福建和广东人为多，在福建和广东人中，闽南人、潮汕人居多。闽南人不一定都是客家人，而潮汕人基本上是客家人。客家人除了大量地迁往东南亚地区，近代开始还有一部分由于经商进入到欧洲和美洲。在走向海洋的浙江人中，最成功的是宁波人。
乾隆皇帝在给英女王的回信中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很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的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
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中国是中心，而这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观念原因。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中国在海中（6）
中国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6；000多个大小岛屿，海洋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当然应该属于海洋国家。台湾和海南是最具海洋特征的省份，沿海省份中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的生存模式和理念带有较多的海洋文明的成分，但仍受内陆的影响，处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之间。山东、河北和辽宁则显得相对要保守一些。从整体来看，中国虽属海洋国家，但海洋的生存模式和海洋文化并不鲜明，这是由于内陆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过于强大所致。虽然历朝历代各自情况不尽相同，但总体情况差别不大。
一是认为自己的经济已经很不错，自我感觉良好，完全不需要去考虑海洋问题，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