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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江西宜丰人，字瘦篁，晚号退庐，寓居南昌。清光绪年间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御史。
胡思敬一生著述颇丰，有《退庐文集》、《退庐诗集》、《戊戌履霜录》、《九朝新语》、《国闻备乘》等。后一部书，是在京都10年的从政生涯中，他利用“趋职之暇，时有所纪”的成果，其中“见而知之者十之七八”，不啻于一部现场的目击现实，其史料价值显然为一般的逸闻野史所无法比拟。
要感受维新中坚们那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盛倡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后人们应该去看看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而想要了解与此同时的守旧派尤其是保守官僚们，对于戊戌变法的不满与攻击，后人则必须看看胡思敬的《国闻备乘》——
盛宣怀办洋务三十余年，电报、轮船、矿山皆归掌握，揽东南利权，奔走效用者遍下，官至尚书，资产过千万，亦可谓长袖善舞矣。
本朝最重科目……江西人嫁女，以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乱。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辗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
凡文士轻率浮躁，好为大言，建奇策，欲以功名自见，用之不慎，皆足以误国殃民，其失职无聊者尤可惧也。陈宝箴以信用梁启超而败，翁同龠以信用张謇、文廷式而败……当新政盛行，各督、抚奉承新事，奔走急急不暇，其实皆三五少年狡狯之技。天下兴亡，不亡于长枪大剑而亡于三寸毛锥。吁，可怪矣！
近世倡革命者，恒借君主专制一言为口实，其实诬也。总管太监李莲英有养子四人，曰福恒、福德、福立、福海，各捐郎中，分列户、兵、刑、工部候补，亟请于孝宗谋实授。一日，刑部尚书葛宝华入见，孝钦以福海托之，宝华曰：“与以小乌布则可，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孝钦默然，不敢言破例也。鲁伯阳进四万金于珍妃，珍妃言于德宗，遂简放上海道。江督刘坤一知其事，伯阳莅任不一月，即刻罢之。是用人之权，君主不能专也……孝钦初兴园工，游百川、屠仁守先后入谏，几罢者数矣。李鸿章等虽善迎合，不能不借海军报效之名，掩饰国人耳目。是用财之权，君主亦不能专也……
从讥讽盛杏荪办洋务，到痛惜科目盛景不再，从抨击朝臣延揽不当，到不厌其详辩君主专制之诬……凡是那些变革维新之举，对胡思敬来说，都像是勒在他的脖子上的无形绳索。他的又一部《戊戌履霜录》，书名便满透着沁骨的寒气。这绝对是个没有掺水的原装汉人，也绝对是清腐朽王朝的铁杆保皇派。
1912年6月，胡思敬不避劳苦，东行上海，借用寓居上海的遗老们举行名曰“五角会”的聚餐饮酒的形式，在愚园举行了一次有较大规模的前朝遗老聚会。经过事先的串联和准备，各地的复辟分子趋之若骛，纷至沓来。见诸记载的有：从广州来的梁鼎芬、秦树声、左绍佐、麦孟华；从福州来的陈衍；从苏州来的朱祖谋；从南京来的李瑞清、樊增祥、杨钟羲；从广东来的何天柱；从江西来的胡思敬、杨增荦、梅光远、熊亦园；从四川来的胡铁华、胡孝先；从北京来的赵熙、陈曾寿、吴庆坻；以及本来就寓居于上海的郑孝胥、沈曾植、李岳瑞等26人。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赴上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聚餐饮酒，而是胸怀共同的政治目的，有胡思敬的追忆为证：“今日之乱，古所未有；今日避乱之方，亦古所未闻。诸子怆念故物，缅怀旧京，于斯，粥于斯，即当歌哭于斯，使四邻闻之，知中国尚有人在也。”
他所谓的“使四邻闻之”，即是指他们这批人的亡国之音、复辟之志，得通过制造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而传去海外，以赢得德、日等国的支持。
胡思敬还做过一首七绝《咏雪》，将他对民主与共和的敌视表露无遗，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朝曦隐隐露西山。”他用旋飘旋溶的雪花比喻和诅咒刚刚破晓的中华民国，而把隐居“西山”的复辟分子比作古代隐居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以期“重见天日”。
民国成立后，一直“岁出游无定止”，与蜷伏于各地的图谋复辟人物暗中联系的他，深得江西同乡张勋的赏识，在“辫帅”终于穿起一身蟒袍的日子里，他被授予副左都御史，可未等到上任，复辟已成泡影……
1922年，胡思敬迁居南昌，是年4月30日病逝，终年53岁。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星火成炬，坚冰故我（3）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芸阁，晚年自称纯常子，江西萍乡县人。
他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文成，清嘉庆举人，袭骑都尉世职。文廷式小时读书一目十行，却过目不忘，人们视之为“神童”。15岁学词，后参加科举，接连获胜。1890年，获榜眼，即殿试第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再过4年，又得甲午状元，升授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并任光绪帝宠妃珍妃的业师。
从此，文廷式“文誉噪京师，名公卿争欲与之纳交”，人称“才子”，与福山王懿荣、南通张謇、常熟曾之撰共称为“四大公车”，他们都是当时的社会显要名流。
就在文廷式当上状元的同年，即1894年，19岁的珍嫔被册封为贵妃。从13岁入宫起，珍妃目睹光绪帝亲政6年来一直在慈禧太后的阴影下生活，思想上受制，行动上被限，内心极度苦闷与烦恼。珍妃千方百计地宽慰夫君，有时陪他下棋，有时伴他读书，有时还“扮作男子，黑亮的头发，后垂大辫子，戴上头品顶戴，三眼花翎，身穿袍子马褂，足登朝靴，腰系丝带，居然是一位少年似的差官。与光绪共食共饮，共玩共乐”，这对于心情一直阴郁的光绪帝，无疑是吹来一股清新的风，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欢乐。
光绪也视她为红颜知己和得力助手，许多事都与她商议，充分听取她的意见。
这一年又爆发甲午战争，后党“一力主和”，帝党坚决主战。光绪的师傅翁同、珍妃的老师文廷式，都属“帝党”的中坚。文廷式邀集翰林院同僚36人联名奏本，反对投降卖国，力主对日作战，并参劾北洋大臣李鸿章不积极应战，要求罢斥其职。接着，他又针对西太后耗费巨资筹办万行庆典，再度上奏要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以利对外战争。
珍妃深受老师的影响，亦坚定不移地站在帝党的立场上，并说服光绪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下令对日宣战。
战争开始后，朝内的气氛十分紧张，慈禧太后却若无其事地躲在颐和园听戏取乐，投其所好的王公大臣也都忙着为她办来60寿礼，心思都不在抵御外敌上。慈禧在看京剧《哪咤闹海》时，太监李莲英两次惊报前方战事失利，珍妃眼见慈禧充耳不闻，仍痴醉于戏乐中，她一时忍无可忍，跪在慈禧面前道：“奴婢有几句话，冒死禀告太后：国难当头，太后应以社稷为重，缩小祝寿规模，减小庆典开支，发布懿旨，动员朝廷官员、全国民众，齐心协力战胜倭寇，万民将会齐颂太后功德。”
珍妃的强谏使慈禧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庆典开支中压缩出300万两白银，这些白银暂解了军费的燃眉之急。4年后，在维新运动的一百天里，珍妃自始至终都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光绪帝不便同维新党人随时接触，珍妃便通过亲信太监将密事告知其兄志锐，再由志锐设法转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从而保障了光绪帝同康有为之间的及时沟通。
甲午战争失败后，马关议和的不平等条约于1895年5月初传到了北京，朝野为之震惊。这年8月，为了改革现状，挽救国家危亡，文廷式在北京发起组织“强学会”，以开风气，变法图强。著名维新派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加入该会，并成为主要分子。“强学会”在当时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组织，“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有人演说”，讲“中国自强之学”，为变法维新、改革图强大造舆论。后来，“强学会”势力不断发展，在上海、湖南等地设分会，又在广州设“万木草堂”，在广西设“圣学会”等等。通过组织宣传，使维新运动走向高潮。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与“主和派”，早在1898年8月戊戌政变之前，慈禧就已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政变后不久，8月13日，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就地正法的密旨，此时文廷式潜逃在湖南，一个在湘的江西人彭铭恭为邀功买赏，将老乡出卖，报告给当时尚未去职的陈宝箴。后者却惺惺相惜，一方面假意捕人，一方面叫儿子陈三立先行派人通消息，令其逃匿。后来日本人出面保护文廷式，致使慈禧捕杀他的计划落空。
戊戌政变一年多之后，慈禧何以还要对已经给予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陈宝箴另下密旨赐死？刘梦溪先生认为导致慈禧大动杀机，与陈宝箴放跑了她极为痛恨的文廷式有关。
虽有光绪帝的宠爱，珍妃也不能幸免于难，慈禧将珍妃的哥哥志锐贬职，派往远离京城的乌里雅台。之后，又令人将珍妃拉到东间房内，扒掉衣服，打得不省人事。慈禧还不解气，又强令光绪将她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