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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也闹过一些笑话，如美英等国的士兵登岸以后，日本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长得这么高大，就留心观察他们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吃牛肉。当时牛在日本是耕地的生产工具，不能随便宰杀。看到外国人吃牛肉，日本人便认为他们的枪炮之所以造得好，可能与吃牛肉有关系，所以上层立即开始刮起吃牛肉风，从此“吃牛肉”成为一个社会层次的代名词……
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十多年，但后来却落后了，最终结果更是天壤之别。
中国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显然是不够的，张之洞等有识之士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实际上没有触动到体制问题，更遑论文化层面，儒家思想始终与西方思想格格不入，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们所围绕的一切就是“我大清”。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马克思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洋务运动光靠一个恭亲王是推不动的，他以为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即使有些事做成了也是不伦不类。中国千年沉重的大门靠一个人用肩膀去挤开一条缝，透一点新鲜空气进来，即便有此可能，此人也必定同恭亲王一样是个悲剧性英雄人物。
但是作为当代人，我们无论如何应该还沉寂多年的恭亲王以本来面目，因为晚清的这段历史与中国时下的这段历史紧密相联，这就好比读一套上、中、下三册的书，如果没有了上册，单从中册开始读，是看不透的。我们还应该看到，中日两国开国前同属封建国家，同样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经济水平也差不多，人力和资源中国远比日本优越，且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思想，但中国的洋务运动失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这是值得后人深省的。
马平：晚清的江西籍官员里，有一个人因为对恭亲王的攻击而在历史上暴得大名。
蔡寿祺，字梅庵，江西德化（今德安）人，与李鸿宾是同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进士，曾入翰林院当编修（按清制，状元出身方可在翰林院做修撰，榜眼、探花才能做编修）。
这一大概可视做皇帝顾问的职务，比起一般官员来，本应有着较多的升迁机会。他当了多年未见提升，遂到处投机钻营。他先窜到了四川，希望能踩出一条升官发财的路子。他私设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不久，新任川督骆秉章对他的行径十分看不惯，命藩司刘容（原湘军将领）将他赶回江西原籍，使其相当难堪，当即存下日后必报此仇的念头。
蔡寿祺又投靠正在陕西围剿回民起义的胜保手下当幕僚。
胜保失势后，蔡寿祺混入宫中，担任起居注册官，专门记录皇帝每天的起居、行程活动，从此他便利用在宫中任职的条件，与大太监安德海攀上了交情。
同治三年6月16日（1863年7月19日），浙江巡抚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南京），实现了被当时史学家称之为“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的所谓“同治中兴”。由此，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被赞为“定乱绥邦”的“贤王”，被赏加三级，而湘军头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也分别加官进爵。
这时的慈禧太后却坐不住了，她对恭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且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深感不安：到同治四年5月，全国10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1人外，其余9人都为汉人；至于15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9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5名，即直隶总督刘长祜、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福。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其大半。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
恭亲王还主管内务府，他力行节俭，对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安德海索取无厌有所劝诫。有一次，安德海曾反唇相诘，问道：“所费为何？”恭亲王怒答：“如瓷器杯盘，照例月供一分，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次日，安德海故意为慈禧进膳尽用民间粗劣瓷器，慈禧惊问其故，安德海以恭亲王责备之言作答，慈禧听完大为恼怒，“乃约束我日食耶！”
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恭亲王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对其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必须向她效忠。
此时，身在宫中的蔡寿祺，从安德海口中得知慈禧对恭亲王嫌隙日深，经多方窥测，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同治四年2月24日，以“请振纪纲以尊朝廷”为名，上折遍参曾国藩等人虚报湘军战功，取巧避罪，不仅指责恭亲王重用汉人不当，图谋使汉人重掌军权，还把所有这些人的过失统统推在恭亲王身上，令奕“虚衷省过，以弭不变，以服人心。”
蔡寿祺作为一名汉人官员，如此放肆地攻击恭亲王，按例本应得到惩治。但慈禧看到奏折后很是高兴，竟予以申饬，连蔡寿祺也感到意外。十天之后一看慈禧没有降罪，于是又放胆在3月4日上奏一篇洋洋三千言的折子，直接点名参劾恭亲王，罗织的十大罪名有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等，要求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慈禧收到蔡寿祺这道奏折，如获至宝，次日便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宋风标等8人，要他们“逮问”奕。
周祖培等人不敢回答，慈禧一再逼迫他们迅速查办，毫不退让。最后周祖培只好说：“容臣等退后详察”，并“请与倭仁共治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4）
倭仁是同治的帝师，是慈禧所信任的人，而且又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首领，慈禧听周如是说才稍加放心，允许他们退朝。
周祖培等人很快会同倭仁在内阁对蔡寿祺面询，令其将参劾恭亲王的内容一一据实答复，写在纸上。结果对恭亲王行贿者，蔡寿祺仅指出前任江苏巡抚薛焕和陕西巡抚刘容二人，“并称均系风闻”，其余更是不能指实。
倭仁将上述情状复疏奏上，但又得出蔡寿祺“虽不能全部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的模棱两可的结论，并提出“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应由慈禧“宸断”。
慈禧早已作出决断。次日，当倭仁等入朝复奏时，她便把亲笔写好的朱谕拿出来，交给倭仁、周祖培等阅看，并说道：“诏旨中多有错别字及辞句不通者，你们帮助润色一下。”
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查到了这份资料的复印件，确实是错别字连天，这是慈禧亲拟的第一份懿旨。周祖培阅后，添上了“议政之初，尚属谨慎”八字。慈禧又催促道：“此旨即下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
这道以同治帝名义下达的诏旨写道：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5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恭亲王因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又改善了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当时在朝中的威望很高，诏书发布后，“朝野骇愕”，许多满汉大员毫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同时对慈禧仅凭蔡寿祺一道捕风捉影、“难以悬揣”的奏折，便给奕定下罪状，很不理解。因此，不论宗室亲贵，还是部院大臣，外省督抚，都对慈禧的做法表示反对，为此专门联名上奏，署名者多达70多人。一时间，满朝文武上自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下至给事中、御史台谏，大家众口一词，要求恭亲王复职，这完全出于慈禧意料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好被迫作出妥协，当然她也认为打击、羞辱恭亲王的初衷已经达到，便在4月14日又以同治帝的名义下达谕旨，说由于恭亲王伏地痛哭，无以自容，经面加训诫后，既然能够领悟此意，改过自新，便可“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免去他议政王头衔，“以示裁抑”。
这份谕旨中讲恭亲王当时痛哭流涕，其实他多半是百感交集——原来他确实没把这个嫂子放在眼里，而且自己功高盖世，命运竟然像羽毛一样被其玩于掌上，他深感不能掉以轻心，小看了这个女人。
慈禧通过蔡寿祺的奏折所引起的这场风波，“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遣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蔡东藩语），使恭亲王的权力大为削减，而自己得以正式执掌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