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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诉者快乐了，官府肯定黑云盖脸。社会矛盾是否能在基层解决，从来都是中国统治者判断“治世”与“乱世”的标准。无论地方官府如何盘剥百姓，如何草菅人命，只要民众不闹事、舆论不揭露、“圣聪”不受惊动，统治者就认为是太平盛世。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以及管理着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只要民众不闹事，一般也不希望矛盾被揭露。但“越诉”恰恰是揭露矛盾，是将社会的不公、将被基层掩盖的矛盾提升并加以放大，是对作为政权基石的地方官府的一定程度上的否定，是将统治者理想中的“治世”描绘成“乱世”。因此，越诉者所诉之事即使属实，也要受到惩罚。但在明清时期的江西、湖广等地区，越诉恰恰成了风气乃至时髦。
民告官本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无法想像普通平民会无缘无故与官府作对。但亦有所谓的民告官，已由无奈之事演变为蓄意构陷。
三是普通的民事、刑事诉讼往往转化为行政诉讼，民告官形成风气。
民告官本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无法想像普通平民会无缘无故与官府作对，我们从《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关于江西民众诉讼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他们的艰辛与无奈：
江西地方小民，多被势要大户占种田地、侵占坟山、谋骗产业、殴伤人命。状投里老，（里老）畏惧富豪，受私偏判。反告到县，平日富豪人情稔熟，反将小民监禁，少则半年，多则一二年以上……小民屈抑，又逃司、府申诉，（司、府）又行审查原案，本县妄称问结，一概朦胧申覆。（小民）屈抑不申，及赴御史处伸冤，御史又行查审，曾经司、府、州、县、里老剖断过者，不行准状。以致小民率至含冤受苦。
这可以说是越诉或告官的一般情况。
另一种情况，便如前面说到的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45人案，还有原吉安知府许聪案。讼师、讼棍们深谙官场游戏规则的套路，并利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打击对手，官员们一旦成为打击目标，往往身败名裂。这时，所谓的民告官，已由无奈之事演变为蓄意构陷。其实，在江西做官历来不易，想发点财得冒相当风险，乾隆年间任江西巡抚的胡宝就感慨：“江省民情狡黠，浮议最多，稍有不公，舆论立起。贪污之吏，断无所容。”每当看到这段材料，我便不由得为江西的先辈们拍案叫好。
诉讼成为职业、越诉成为时髦、告官成为风气，明清时期江西、湖广等地区“讼风”的这三大表现或特征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没有专门从事诉讼、以诉讼为职业的讼师、讼棍，越诉和告官之事或难以发生，至少不可能形成风气，民间诉讼也不可能造成牵连成百上千的声势；没有越诉，讼师、讼棍们便缺少了活动的空间，“讼风”更不可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没有告官的胆量和手段，讼师、讼棍们便无法生存，越诉也就没有了对象。
江西生存环境趋于严峻，克勤克俭、事事较真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也正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气节固然由此而生，民风士习的执拗也因此而成。
明清时期江西等地区“讼风”的形成，既是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及因此而变化了的社会风气的重要表现，也反映了民众对僵化的国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及统治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明清时期江西、湖广等地区形成的讼风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对于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当时的人们就进行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生存环境的严峻，养成了江西人克勤克俭、事事认真乃至执拗的性格。郑晓在《地理述》中曾这样描述：“江西之民，质俭勤苦，时有忧思，至争曲直、持官府，即费财不吝。”他是浙江人，在目睹了苏松杭嘉湖地区城市的繁荣与民间的奢华之后，对江西人的勤苦和节俭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既然一饭一粟、一分一厘的收获都来之不易，都要通过艰辛的劳动而获取，自然不愿任意挥霍，更不容他人侵夺。因此，江西人不惜破家费财，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南昌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至今还经常可以听到诸如“输钱不输气”之类的说法。
第二，讲究气节，好论是非曲直，其流弊则为“健讼”。罗洪先在《舆地志》中说，江西“俗尚气节，君子重名，小人务讼”。邓元锡在《方域志》中也提到江西“君子尚名，小人尚气，颇多讼，称难治”。这两个人都是明代江西著名学者，他们对江西人的“气节”津津乐道，但也认为江西“小人”的“务讼”、“尚气”与此有关。王阳明在《重修文山祠记》中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江西“讼风”实由“气节”而起。讲气节的流弊就是争曲直、论是非，这其实就是搞诉讼，其中当然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4）
以上几位是从生态环境和习性气质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解释，而《宋明·地理志》的作者也在看似不经意间，揭示了包括江西在内的一些地区由“少争讼”到“好争讼”变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三国两晋，特别是唐末五代及两宋之交、宋元之交，当中原、江汉、江淮乃至江南部分地区陷于战乱时，江西既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又与当时的政治中心较为接近，因而接纳了大量来自于先进地区的人口，这使江西在两宋时期成为国内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但同时也造成了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致使生存环境趋于严峻。江西又从来没有营造出像苏州、杭州、扬州这样大的消费中心，因而克勤克俭、事事较真成为一种生存方式，这也正符合儒家传统道德的要求，气节固然由此而生，民风士习的执拗也因此而成。
此外，如前所说，我认为这与宋明时期江西的教育发达也有关，据光绪《江西通志》中记载，两宋时期江西仅新建的书院就有126所，其中包括著名的濂溪书院、白鹭洲书院、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从元到清，有记载的江西书院又新增了415处。因为江西的教育发达，江西人读书多，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不像广东人、福建人遇到纠纷时动不动通过械斗来解决。历史上江西农村的械斗也比较严重，但比起广东、福建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教育的发达，又带来了科举的兴盛，但能通过科举成功搏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少数，不少人在科举失败之后便成了“讼师”、“讼棍”，成了江西“讼风”的主体。而且，江西的书院既继承了儒学传道、授业的传统，使正统学说得到推广，又吸收了禅学自由辩论的精神，异端思潮也同时得到张扬。从严格意义上讲，宋明时期江西的“讼风”，正是这种异端思潮的表现。
我曾经想写一本书，书名即为《江西讼师与绍兴师爷》，绍兴是师爷，江西是讼师，讼师是被官府所打击的，师爷则是依附官府。这表现出当时两个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文化精神的不同：绍兴师爷更多于投机取巧，而江西“讼师”更多于桀骜不驯；讼师在官府看来是刁民，师爷则是官府体制内的人物了。
对盛行的“讼风”，官方从来就持批评态度。但对于“讼风”的种种表现，政府虽然屡有禁令，法律却为其留有空间。
对于讼师、讼棍们的活动，《大明律》规定：凡是教唆别人打官司，为别人写诉状并增减情节诬告的人，与当事人同罪；受雇于诬告者的人，相当于自己诬告。但后面又规定：如果当事人因为愚昧而不能伸冤，讼师指点这种人告状，为其所写的状辞属实，可以不追究。《大清律例》也沿用了这一法律条文。这条法令实际上自相矛盾，前半段禁止的是教唆、诬告；后半段又为讼师的存在保留了某种合理性，讼师们便有了在虚妄与真实、恶意教唆与善意指导之间钻营的一个不小的空子。
对于越诉的惩罚也是自相矛盾，《大明律》规定：不管军民申诉都要逐级陈告，对于越诉的鞭打50下，对于越诉不实者，鞭打100下，并依此类推。但最后又来一句，如果越诉所告属实，可以免罪。这便为赴京越诉者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和精神上的鼓励。
既要威严朝纲，又要纾解民怨；既有民众迫不得已的越诉，又有讼师精心策划的告官；既有民众的蛮横无理，亦有官吏的贪婪不公——法律为讼师的存在、为越诉和告官行为保留了空间，这并非是当时法律制定者的疏漏，而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与激烈。当然，也是为了在国家意志和民众意愿之间，在统治的有序和无序、有为和无为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明清两朝对于“讼风”问题，各级统治者不是谴责民众的无理和刁蛮，便是斥责下级官吏的徇私和无能。法律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创新和疏导，而是守旧和压制。以刑法为中心而忽视民法，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中心而轻视民意，以传统道德为中心而漠视社会发展的现实。正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在法制建设中持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始终把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户婚、田地、财产、债务等关系视为小事情，不是不予立案，就是立案不行。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清时期江西、湖广地区“讼风”的形成，既是这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产物以及因此而变化了的社会风气的重要表现，也反映了民众对僵化的国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及统治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