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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奉新县人宋应星的命运，是典型的自然科学家在江西的遭际。
宋应星考场官场上命运颇为潦倒，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全省一万多人参加的乡试中，他考到了第三名，可这年他已经29岁了。以后屡屡赴京会试，前后5次，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不得不在当了20年举人后，悄悄地去本省的分宜县做了一名教谕，大概相当于现在一名正科级的县教育局局长，官职不大，却是个能做学问的闲差“以文学著述自娱”。在分宜做了4年教谕后，又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总在任上伺弄着几分“自留地”，又总是任期未满就想着回故园一门心思“自娱”……
这一“自娱”的结果，便有了《天工开物》、《野议》、《谈天》、《论气》、《思怜诗》五部著作，其中《天工开物》一书，广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手工业的先进技术，挖掘了一些已经失传的技术，并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字。理论上也有突出成果，在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框架下，作者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这是世界上关于物种变异的最早的科学论断。作者又认识到各种金属自有不同的活泼程度，并总结出利用这一差异来分离金属的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感觉到了“质量守恒”的原理，并对其作了初步论述，在130多年后，一个叫拉瓦锡的法国人才最终确立这一原理。在物理学上，作者提出声是气中之波的见解，船舵所激起的水流使船体旋转……它们比起现代力学来当然过于简单，但倘若没有它们作为基础，后人是抵达不了现代力学的。
此书不知怎的竟流传到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有专家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在欧洲，19世纪法国的东方学家将此书译成了法文，更名为《中华帝国古今工农业》；而在当代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除引用此书的大量资料外，又称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后者是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科学家与百科全书主编。
在民间以权势的面目出现，在官场又常常充作民间的代言人，从中混水摸鱼，明朝时期称这种人为“山人”。
方志远：此外，江西还有一部分读书人没有考中科举，就成了政客或者讼师。这个政客不是官场中的政客，而是斡旋于各种官场、民间势力之间，既像是幕僚又像是说客，在民间以权势的面目出现，在官场又常常充作民间的代言人，从中混水摸鱼，明朝时期称这种人为“山人”。
走至极端，“山人”便愈来愈具有阴谋气息了，典型的便是唐朝“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一个叫高尚，一个叫严庄，他们没有考中进士，在一个仓库里当小官。有一日，他们说大丈夫宁愿做贼死，也不做区区小官。于是，他们北上找到安禄山，帮助他策反了这次终结了盛唐气象的叛乱。
明朝江西知识分子中也有几个“谋士”，他们也策划了一个著名的“宁王之乱”，以刘养正为代表，他亦是仕途屡屡不通，但政治情结不死，于是培养一个反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这可说是官本位的一种异端表现。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曾经讼风如潮（1）
——走进明朝之三
胡平：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决心实现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时代大转折开始，一种被民间概称为“八分钱，查半年”的社会现象，便渐渐在一些地方让人们熟悉起来。
在这样的地方，能干的不如能说的，善琢磨事的不如善琢磨人的。在后者往往自感政治血统高贵纯正，又口口不离忧党忧国之时，前者则常常要顶着种种诬告与流言，多少有几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这样的地方，必然难以形成一个不争论少争论、埋头求发展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环境。
我记得孟建柱先生到任江西省委书记后不久，就指出：群众来信来访，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是欢迎的，错告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诬告是不允许的，要把谋人的环境改造成谋事的环境。
其实，通过概称为“八分钱，查半年”的这一社会现象，很大程度上，能看出这20多年里我国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深刻变动及其各自的态度。明清两朝的江西恰恰是讼风如潮之地。
无疑，讼风含有“谋人”的情节、诬告的片断，但比起“谋人”与诬告，讼风有着更为广阔复杂的社会内容，要评价它亦无法作出简单的褒贬，得有历史学家的发展眼光。
为此，我们再次随方志远先生走进数百年前的赣鄱大地。当然，历史之旅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今天——
让我们一切的心智与汗水都倾洒于江西在中部崛起的伟业。
愿我们多方珍惜与维护今天赣鄱大地史无前例的高速发展。
方志远：宋明时期的江西和清朝的湖广，都因“讼风最甚”而引起朝野上下的高度关注。从我所看到的材料来分析，江西的讼风，是从唐后期开始的，唐前期没有。唐前期都说江西人比较淳朴，中后期就不那么淳朴了，有关江西争讼的材料开始出现。比较早的材料是在晚唐时出现的，当时的民谚说“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意思就是筠州（按：今高安）、袁州（按：今宜春）、赣州、吉安这四个地方脑袋后面插一支笔的讼师不少。后来这个说法被元朝的于钦在《齐乘》一文中移植到山东，变成了“登莱沂密，脑后插笔”，可见流行之广，影响之大。
江西“讼风”最盛的时候是在宋明两朝，并在明清时期随着江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向湖广以及四川、云南、贵州、河南等地扩散。两宋期间，江西的讼风遍及城乡，其影响远远超出江西自身的范围，并且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民众自发的阶段，形成了专门的职业，为了适应这一职业的需求，“讼学”应运而生。
北宋的沈括在其名著《梦溪笔谈》中，直指江西人“好讼”。他在书中提到江西有一本在宋朝时候非常流行的书——《邓思贤》，这本书其实就是讼学的教材。邓思贤是一个人，这个人将如何对答、如何辩驳，如何起诉编成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就叫《邓思贤》。而且更令人咂舌的是，连小孩都学讼词，诸晦香在《明斋小识》中说，乡村私塾的启蒙老师，大多是用诉状教儿童识字。张景在《疑狱录》中也明确写道，明代瑞州、临江等府，书店里出售《公理杂词》一类的书，小孩子过街而诵颂。一些人办学校开设“讼学”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邓思贤就是私人办学。后来官府禁止办这种学校，打击非常严厉。虽然官方打击得厉害，但还是禁而不止，不断在城乡之中冒出来，它们教人怎么在公堂上答辩、怎么写诉状、怎么钻法律的空子，手法刁钻古怪，有点像香港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教得非常专业。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搞成当堂对答方式，有正方、反方，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辩论赛。我觉得出现这一现象与江西浓厚的书院风气有关，而江西的书院又与江西的禅宗非常发达有关，禅学就是讲究辩驳的，辩语之中处处暗藏机锋。
朱元璋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
不仅如此，而且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
明太祖朱元璋凭借农民战争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政权的高效机制，以重典治天下，希望将所有的社会活动纳入政府控制的范围之内，当然不允许“讼风”继续存在，为此，一再命令户部，向既是财赋之地又是“好讼”之乡的江西及浙江、苏州等地发布榜文，斥责浙江、江西的民众“多好争讼，不遵法度”，家里有田却不交租，有壮丁却不服劳役，以致“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而中原的老百姓“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述”，只知道服役缴租，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官府，因此中原地区能够“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两者一比较真是“善恶昭然”，所以统治者要求浙江、江西的老百姓应该尽快“改过从善，息争止讼，应役输粮”，并警告，如果再不平息讼风，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在发布文告的同时，明朝政府对热衷参与讼事的“刁民”进行严厉打击，仅洪武十八九年间，由朱元璋亲自过问的案例就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是江西人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45人的案件。郭和卿状告王迪渊等人是祸害老百姓的恶官，但是当通政司提审的时候，要求原告与被告当面对质，郭和卿竟然无言以对，并坦白是一个叫周继奴的人为自己提供了所有被告人的姓名和劣迹，自己只是代人投诉。这类事情，当时在各地都有发生，按照明朝的法典，最多不过给予发配充军之类的处理，但是在“治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下，当事人都被押回原籍，脑袋被砍下来悬挂于集市，而且把家中成年的男人杀掉，妇女强行迁走。同时，明太祖又命令各省布政司和府、州、县以及各地的贤良方正、豪杰之士，一旦发现有在位或不在位的官员，以及各类顽固不化的刁民继续挑起官司，可以立即绑送到北京来治罪。
不仅如此，明太祖对江西的“讼风”和“刁民”，比对浙江、苏州似乎有更多的成见和警惕，所以他在处理了郭和卿诬告王迪渊的事件之后，特别指出：天下13省的良民占大多数，虽然也有顽固不化的刁民，但惟独江西有些顽民，“奸顽到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