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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创新活动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能否成为现实的决定因素。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为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于没有想到。而在某些情况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开放前，整个浙江虽然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但终也逃脱不了它的辐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正是这辐射由较强到极弱的递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意思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包揽。“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经济学家桑巴特曾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创业家群体发生机制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这观点虽不能照搬来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适用的。
从1978年以来浙江现代化的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现代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东阳、义乌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组成了一条高增长带，浙江农村工业化中出现的比较出色的企业和企业家，多半集中在这一带。可以说，浙江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工业化，主辐射源是温州，主要辐射带是浙西北地区和浙西南地区，区域经济对浙江经济贡献率和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现象。
胡 平：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来自“计划外的增长”。1978年至1997年间，浙江国有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与前三十年（1949～1978）的平均值基本一致，在此期间集体工业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7％，个体及其他经济成分更以年均60％的超速度增长。
计划外的增长，无疑是与身处计划经济边际地位的浙江人频繁的创新活动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模式中可以发现浙江人的自主创新精神尤其体现在农民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将浙江这样一个二十年前的农业大省变成了今天的经济大省。向来被视为安贫乐道、需要城里人来躬身教育的农民，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大地上风流倜傥地改写了自己命运崭新的一页？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农民享受不到城里人所享受的诸如医疗、住房、粮食和副食品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此，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一直具有较强烈的自主谋生意识。很少听说有农民因找不到工作去找政府的，不时听说和看到的都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在政府门口静坐……
深层次的原因，读了美国经济学家W·阿瑟·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后（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有所感悟。刘易斯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对一个集团的歧视会使这个集团在统治阶级所不感兴趣的方面显示出强有力的发展。比如，如果统治阶级轻视经济活动，同时又限制其他集团在统治阶级引以为荣的活动——诸如军事职业、政府或教会——中表现自己，那么，被歧视的集团就会利用经济活动的机会，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色。这马上使人想起西欧犹太人的地位：当赚钱这种谋生手段被歧视，它几乎是向犹太人开放的惟一机会时，他们就集中在这一行业中。如果对犹太人的歧视取消了，而且犹太人也可以不受限制地在科学、农业、军队和所有比较“受尊重”的生活方式上显示自己时，他们也许就并不比其他大多数集团更擅长于赚钱了……
刘易斯的上述见解，对于理解浙江农民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颇有裨益。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群体可以大致分为体制内社会群体和体制外社会群体两大类型。由于受阻隔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商品粮政策以及劳动用工制度等方面的限制，体制外群体成员如农民，除了当兵、上学等羊肠小道外很难转化为体制内群体成员。但是，当1978年坚冰打破、春潮乍起之后，恰恰是主要成分为农民的体制外社会群体，成为浙江这二十余年“体制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浙江；自下而上的力量（1）
胡平：在浙江，企业家们（自然是以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家为主）确实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风发泉涌的社会阶层。浙江企业家的身上有不少东西值得好好琢磨，比如名震全浙、搞汽车万向节起家的鲁冠球，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时省委党校县长班的学员去参观他的企业，在访谈中他很明确地表示中国不能乱，中国就应该稳定，应该集聚全力发展经济。接着他又谈到第二个观点——即他的“两袋理论”：在当今中国，国人的脑袋里要不断有新知识装进去，但是你光是脑袋里豪言壮语、锦彩华章没有用，最终还要用人民币来说话，所以要不断地创造财富，让人民得到实惠钱袋饱满。这是不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一种远见？在那个敏感的多事之夏，作为私营老板的代表人物，他很巧妙、很理性、很机智地回避掉了可能的风险，同时，很清晰地摸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命题，从而集中精力做好做大自己的企业。
又如最近的“足球黑哨”事件，第一把火点自浙江的企业家。绿城俱乐部老总宋卫平，杭州大学历史系77届毕业，后来下海做房地产。据说与鲁冠球一样，他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做自己的企业。绿城诞生并壮大于市场，现在规模做得很大，有十几个亿，在杭州数一数二。当绿城未涉足绿茵场上之前，宋卫平以为足球不过是另一个会旋转、短时间里决定胜负的公正公平的市场，但是他一涉足这个领域，很快就发现场上场下有很多黑幕交易。他在选择说还是不说、要不要为了公正公平而火中取栗的时候，他肯定有过犹豫。其实他可以放弃，员工也都劝他不要管这件事了，还是把精力放在企业上。但他最终还是坐到了央视的摄像机前说：“我可以去坐牢，按照法律该我坐牢就去坐牢。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我不站出来讲的话，那中国的足球就永远没有希望。”那些玩天下球迷于一张黑嘴的黑哨们，在其他地方或许能咸鱼翻身，但这回兵败浙江已是板上钉钉。
浙江出了一个宋卫平，还有现在办汽车厂去了广东的李书福，这可能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浙江的企业家已经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它不但能够捍卫企业自身的利益，还可以捍卫社会的道德底线。
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现在中国大地上每天都在铁路、公路和飞机上跑的人，其中浙江人一定还占相当高的比例。
应国华（上海宇阳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最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前后的那几年，人们纷纷出去打工，甚至还有人到北大荒去建设国营农场。浙江人多地少，像我老家仙居县平均每人一两分地，多的地方也就是五分地。浙江在起步的时候比江西穷，实际上浙江的起步和江西是分不开的，以前有很多浙江人在江西打工，因为我很早以前也在江西，所以很清楚这些事情。我有个朋友原来在江西做木头生意，后来在九江被抓起来坐牢了，判了十五年，罪名是破坏森林资源。当时像这样在江西做木材、毛竹生意的人很多，还有做水缸、香菇、烧木炭生意的，当时这些苦力活都是浙江人在做。原来江西人是很牛的，那时候有自行车是很了不起的，有的生产队长又是带手表又是骑自行车，在他们的眼里，浙江人是很可怜的。浙江人现在当然是很风光，可当年在全国到处被打击，赶得到处跑。在“文革”后期，江西还驱赶外流，当时江西叫我们是“外流”。
浙江人的起步大都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紧跟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好政策。1974年春季我中专毕业，学的是畜牧兽医。我的思想和人家不一样，念完中专以后就没有干原来的专业，而是跟着我们县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在宜昌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