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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的官本位发达与江西的经济有关，历史上江西虽然有很多人经商，但从来没有形成消费中心，因为大家来钱都非常不容易。另外从两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人口对土地的压力非常大。明朝景泰六年泰和人陈循，上奏书给当时的明景帝，说天下读书以江浙闽三省为盛，江浙闽三省以江西为盛，江西又以吉安为盛。为什么江西读书之风这么盛？就因为江西人多田少，许多家庭务农无田，经商无钱，做手工业则有耻于门第，所以子弟要读书，要考科举，以图发迹。我曾说，江西人现在的高考与过去的科举，实际上都是一种体面地脱贫，过去一旦有子弟读书做官成功了，弄一个知府干一干，不但全家都可以跟着脱贫，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下成了当地谁也不敢欺负的望族。现在一旦有子女考上清华、北大，日后又去美国留学，几年过后，满脸沧桑的父母不是去了深圳、上海含饴弄孙，就是持着绿卡在加州的阳光下悠哉悠哉……
江西官本位意识的浓重与本土一定程度的闭塞也有关系。中原地区老是发生战乱，而且开发过度，社会动荡，百姓生活艰难，很难形成读书的风气。江西则从来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方，除非是半壁江山的短命王朝，江西曾经靠近过政治中心，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在杭州，但离江西还是有一定距离。明朝的政治中心曾一度在南京，沿长江离江西的水路不远，但总共才53年的时间，后来迁去北京，离江西又远了。江西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上的闭塞，赣江也曾经是黄金水道，但战乱相对较少，商品经济不是十分发达，人民为了体面地脱贫必须要读书，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所以导致江西读书的人特别多，科举特别盛。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
明朝老百姓的户口大概分这么几种，一是民籍，包括种田的、读书的、占卜算卦等等；二是军籍，明朝当兵是世袭的，如果你这户人家入了军籍，那就是世代当兵；三是匠籍，主要是手工业者；四是灶籍，是专门产盐的。根据我们统计的数字，整个明朝江西出了2；690多个进士，这还不包括军籍，只是统计了民籍。江西在明朝出的进士仅次于浙江（2；900多人）和南直隶省（包括今江苏和安徽两省，共3；400多人）。明朝前半期，江西考取的进士是全国第一。
江西人在官本位文化里也充分尝到了甜头。明朝有很多江西人当官，当时有一句话叫“朝仕半江西”。开始，有解缙、胡广，这都是吉水人，是永乐时期掌权的。接下来是杨士奇、陈循，这都是泰和人，他们在伦宗、宣宗、英宗、景泰帝时期一直掌权，再往后是彭时（安福人）、费宏（铅山人）、夏言（贵溪人）、严嵩（宜丰人），他们都是内阁官员，而且都担任首辅的角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江西帮”主持朝政，前后大概有一个半世纪。从严嵩下台以后就开始弱下来，江西人全面退出中央决策圈。
沈德符曾经谈到明朝有三次挖金的高潮，第一次是在永乐时期，是胡广执政；第二次是在成化时期，是彭时执政；第三次是在万历时期，是新建的张相（张四维）执政，但此人当首辅的时间很短。这三个人执政的时候，为了“惠泽乡人”，起码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江西人到处挖矿，尤其在西南地区挖得相当厉害。有一个院士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一个跋，其中指出宋应星为什么在书中对当时采矿业能如此了解，皆因当时中国的矿业大都“操持于先生乡人之手”，即由江西人把持。
从江西商人来讲，也分享到了官本位带来的好处，可以说随着明朝的统一大军打到哪里，江西商人就出现在哪里，只要哪里有江西人做官，江西商人在哪里就能如鱼入水，为此，宋明时期江西商风大盛，江西人在外地做生意很是活跃。在没有设巡抚之前，明朝一个省的布政使相当于省长，后来设了巡抚，布政使则变成专门管一个省的财政的财政厅长。明朝宣德十年，河南省的布政使向朝廷打报告，要求驱逐所有在河南的江西人，理由就是说江西人在那里放债。江西人在云南经商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个对江西人有意见的官员王士性，前面说过他还是个学者。在他看来在此地经商的抚州人老是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官司，让他头痛不已，以后他凡是碰到江西人的官司一概不予受理。
另外，河南还有一位著名的大学士李贤，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散文叫《吾乡说》，我读这篇散文颇有自豪感。他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很好、很富裕的地方，老百姓也很勤劳，但是自从来了江西人以后，这里就不富裕了，因为这些江西人善于经商，而且非常狡猾，总是骗农民去借他们的债。江西人说我借给你钱，你去喝酒吃肉。河南人说我没钱喝酒吃肉，也没有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地里不是有麦子吗？等麦子收割以后再还给我。河南人把借的钱用完了，又想吃喝。江西人又借钱给他，他们说没钱还。江西人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地抵押给我。那么河南人又借江西人的钱，但是吃完以后又想借钱，江西人说你还有房子可以作抵押……结果一来二去，搞得河南人都没有了土地。在李贤的眼里这些江西人很糟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李贤在做大学士的时候就把罗伦给贬谪了下去。
可能那时候的江西人就像现在的温州人一样，也有过风光的时候。在明朝，江右帮就是江西的商帮，是最早出现的商帮，徽商和晋商都出现比较晚。江右帮后来是节节败退，一是因为资本小，竞争不过别人；二是官场与商场互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明朝以后，随着江西人在官场的风光不再，商场的风光，也渐成昨日黄花……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4）
胡平： 流布四方的赣商，只要具备了一定的财力，不约而同做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耸起赣人的“广告”，大抵忘不了赣人的人格神——许真君，都得像在故土一般奉祀他老人家。这“广告”，还得到各地赣籍大员们直接间接地支持。明朝以来，在京都及各省省会几乎都建有万寿宫，其附属或是另建的江西会馆，更是星罗棋布——
天津的万寿宫，建在闹市区，其规模与南昌的万寿宫不相轩轾。汉口的万寿宫，除正殿、前殿外，还有廊庑、配殿与厢房，是一个布局严谨、错落有致的庞大建筑群，其色彩之富丽，雕刻之精细，为南昌万寿宫所不及，在武汉三镇亦属翘楚性建筑。云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缅边境，江西人盖起来的万寿宫比比皆是。闽西峰峦如攒的长汀县里也有一座万寿宫，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流寄到此的厦门大学的临时校舍……
赣人的“广告”耸得最漂亮的是京畿之地。据南京大学吕作燮先生统计，明代各省在北京的会馆共有41所，江西则有14所，占了34％。直到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会馆387所，江西仍有51所，还占13％，均为各省之首。它们附设于一座座大小不等的万寿宫，大抵为江西各地商人所建，既为旅外乡人祭祀活动、亲善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了台的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
直到１９世纪末期，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来中国游历、考察，在其一双碧绿的眸子里仍察觉到江右帮的流风余韵：
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人，而军事思想十分突出。江西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
方志远：江西的读书人更是从官本位中获益多多。有一篇文章谈到，解缙做首辅时，帮助不少江西人考取了进士。特别是永乐二年，解缙既是主考官，又做读卷官，这一年从第一名至第七名的进士全是江西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甲进士前三名有一个永丰人，两个吉水人，四至七名不是泰和人，就是安福人。江西人会读书这是事实，但这其中有猫腻可能也是事实。解缙这个人胆子比较大，有些恃才傲物，敢于泄露题目。就以进士来讲，第一名叫曾是永丰人，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两兄弟，无论怎么凑巧都难以自圆其说。当时科举是实行糊名制，也有类似于现在高考试卷的防作弊措施，即考生写好姓名、籍贯等内容，然后把名字糊掉进行编号，再专门由一批人统一抄录试卷，主要是怕考官辨认考生的笔迹。然后再分房阅卷，考《春秋》的由一个考官阅卷，《考礼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