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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祖：山西在人种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山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人种杂交地区。古代蒙古人的铁蹄要踏向中原，首先要经过山西，然后再继续往南打，忽必烈一直打到云南、缅甸。山西就变成了蒙古人的后方留守处，几百年来都处于来回拉锯且首当其冲的位置，于是蒙汉大量通婚，而且有好几个世代。陕西也是蒙古人逐鹿中原得经过的地方。过去黄河西岸有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那里出美女猛男。山西历史上也出美女，武则天是文水人，和刘胡兰是老乡，杨贵妃是晋南的，貂婵是忻州的。人们奇怪了，那些地方风沙滚滚，怎么女孩子的皮肤还这么好呢？其实这跟风沙、阳光没有关系，很大原因是她们的祖先可能与蒙古族或者更早的其他民族杂处的结果。山西还出了很多武将，“万年三晋，论谁数，多少裴杨人物”。“杨”是指北宋的杨家将，名将还有西汉的卫青、霍去病，三国的关羽，唐朝的薛仁贵、郭子仪。“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小村的家族中出了59个大将军和59个宰相……在现代史中，国共两党有很多高级将领是山西人。像我的老家忻州市方圆不过几十里，就出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续范亭和刚刚退下去的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有过这样的统计，仅一个原平市在前几年就出了22个将军，军长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说了，可见这个地方的尚武文化很是浓厚。
山西的地形却使得古代的战争很少在这里展开，像匈奴人、蒙古人打东京（汴梁）等地只是路过这里，打咸阳也只是迂回一下。山西在近代史中虽打过大仗，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前线总指挥是卫立煌，但山西相对河南要好多了，后者战乱灾祸不断。山西沦陷以后没有发生过很激烈的对抗，日本人虽然占了山西，但八路军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大边区也都在山西。很多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都满怀感激之情地提到山西，山西人民靠小米养活这么多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你去武乡县随便找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可以和你聊一聊邓小平、刘伯承、陈赓、左权这些人在根据地的故事。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共产党挺进东北和大别山的时候，有很多党政干部是从山西走出去的。现在云南的14军是当年陈赓带出去的决一旅，大多是沁源人。解放初期云南、四川、福建等省的领导大多是山西干部，在四川很多县局级干部都是山西人，他们有很多人原来都是给首长当通讯员的。
山西的面积是15。7万平方公里，有3；200万人，人口和面积都算一个小省。地形是两山夹一川，一边是吕梁山，一边是太行山，还有几个盆地，汾河把几个盆地全部贯通。从石家庄过来，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像大寨那样的坡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地方的条件非常艰难，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就像电影《老井》中所反映的那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山西像这种生存条件的地方大概占70％，若去了吕梁山区会让你看到更加触目惊心的景象。山西的农耕文化，虽然是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却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境内大部分是坡地，还有忻（州）定（襄）原（平）、太原、晋南等几个小平原，汾河流域也较富足，所以在建国后最大的饥荒里，河南、安徽饿死那么多人，山西却没有饿死人。人们达到温饱就很知足了，他们多少年不与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走出去，太原做小买卖的人都是安徽、四川等地的外地人，连煤矿都雇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做。最令人深思的是武乡县原来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政府拨款修铁路、打水井，当地老百姓也不做，在一旁看着，请河南人来做。农耕文化在山西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3）
赵瑜（作家，电视片制作人）：窑洞和穴居生活也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一大特色，同在山西的高级民居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是中国民居的历史博物馆，号称中国民间第一居，这些民居的房子盖得很气派很漂亮，是晋商财富最终物化以后的典型代表，是过去市民化、城市化倾向的产物。与此相对的另一极便是窑洞，乡间为什么会形成窑洞多的现象呢？除了土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省钱，没有财力向城镇集中的人们，在山上挖出一孔洞就可以住人，有时候甚至一年可以挖出几孔洞。这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农业社会中最好的、最精细的高级形态，一种是最贫弱、最落后的穴居生活，这两种形态都在山西。人们由河北一进山西就可以看到山上有不少窑洞。太行山上还算是少的，这里的土质不好，石头多，挖起来比较难，而靠黄河沿岸的地方，黄土层比较厚，挖起来相对容易，到处都是一排排的窑洞。窑洞和高级民居一样，也是多种多样，有的窑洞很复杂，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比如：在没有立崖的地方不好直接打洞，人们就在高原的黄土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然后向四面打洞，再从远处挖出坡道作为进出通道，所以这种地方会出现“平地起炊烟”的独特景象。这种窑洞费工费时，里面有主房、库房，中间还有一个土台，上面种菜，旁边还有猪圈，主要广布在山西沿黄河一线。像黄河壶口瀑布的吉县一带都有。穴居生活的地方，一般环境破坏比较厉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烧饭取暖要烧柴，小树刚长成就会被砍掉，很多地方看不到一点绿色。
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把太行山的人口迁出来，给的政策是每迁一户给一万块钱左右，但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出钱，这一万块钱一旦到了农民手里就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曾经有一段在公路边上建了一些移民村，让山上下来的农民集中在这里居住，但他们没有生存技能，什么都不会干，结果有一部分人又回到山上去了，几乎各县在移民的过程中都有失败的教训。观念也是一个问题。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比较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山西出去打工的农民与南方相比少得多，明明能赚钱的事情，他们不去做，可能他们做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抹不开，所以在太原打工的山西人不多，南方人却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多南方村，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较大的浙江村。
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
陈建祖：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产业已经比较完备，像机械加工、兵工厂、铁路、钢铁、煤矿等等都有，在这基础上山西在建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山西和上海为共和国的工业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上海主要是技术和精加工，山西主要是能源和初加工。福建、广东那时候都是前沿阵地，不能为国家经济作出什么贡献。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山西称为“中国的中东”，全国有70％的煤从这里出口，还有京津唐地区的电力供应，上海、江浙一带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应。朱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曾亲自率领上海歌舞团来山西，为煤矿工人进行慰问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从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晋城等煤矿都是国家统配的煤矿；太原钢铁厂、太原电厂也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属于中央直管。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地从山西索取，发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输出一度电都要赔钱。以至于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省的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几次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觉得国家对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给一定的返补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时曾排到第14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却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两年摆脱了倒数第一，上升到倒数第四。虽然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此外，环境污染相当严重，20世纪90年代末期，邹家华副委员长在一次全国人大环资委会议上明确指出，太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货真价实的倒数第一。太原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晚上能看见星星简直是一种奢侈，1999年一级空气环境根本没有，二级空气环境只有45天，所谓二级空气环境就是污染物颗粒含量指数在100以下。后来通过大量地建公园、搞绿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达到180天。大同、介休这些城市都是烧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还要严重，只是没有列入全国46个环境监控城市。
赵瑜：山西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乃至军队的煤炭企业，大大小小的煤矿密密麻麻分布全省。也许是作为补偿，现在国家提高了一点煤价，但等到煤炭提价了，国家又得反过来限制开挖，因为国内依靠能源生产的企业如化肥厂日趋饱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对地方而言，尤其是县、乡两级，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晋城有一个叫巴公镇的地方，最兴旺时一个镇有私人煤窑300多家，私人铁厂也有近300家，这里的千万元户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积累，又容易造成生态极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普遍监督不力，为什么监督不力？如果把这些支柱企业关掉，县里的财政收入就少了，县委、县政府包括环保局都得喝西北风。我曾到介休县去调查研究环保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