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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还有一点特性就是对财富的认识，我看这是中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所不具备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文革”时候，有一年过年他和妈妈在菜场上买了一只老母鸡，这时他妈妈说另外还要买点东西，就叫他在街角上稍等一下。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走过来，这个人也是来买鸡的，但是菜场的鸡已经卖完了。他就对我这个朋友说，能不能把鸡卖给他，并出了一个高价。我的朋友当即就把鸡卖给他了。当时我的这位朋友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这是他做的第一笔生意，那时候就知道低价进高价出，这里面有一个价格差，他宁愿放弃对美食的享受也要赚钱。这从一个孩子身上就能看得出来，温州人对钱是怎样一种冲动，钱拿在手上的快感比吃东西的快感有时更重要。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观可能会呈现多元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偏好，但是对财富的追求是一致比较看重的，而且每个人的个体意识很强，他们互相之间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一般遇到钱的问题会分得很清楚，这个钱是我的就是我的，哪怕是兄弟之间都会分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发展经济的时候，一开始就对私有产权分得很清楚。
可以这样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眼红人家的财富。假如你拥有了财富，他就会争取比你更富有。以前在《宪法》没有明确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的时候，他们有了钱以后，进一步投资又怕会有什么问题，于是就争相造坟，温州有一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祖坟，他们造坟也是不甘示弱，你造了一个很气派的坟，我就要造一个比你还要大、还要豪华的坟。此外，温州人有钱一般不太炫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还是蛮节俭的。当然，现在温州人很会消费了，温州是全国最敢穿的地方，也是穿得最时尚的地方，他们现在也很讲究吃。
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再一个是市场化，温州在全国都是第一。
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4）
史晋川（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经济学会会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州人的思想是蛮务实的，只要有钱赚，不管干什么，他都能去做，肯吃苦。我去年在纽约呆了一个半月，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呆了一个多月，发现在纽约的唐人街等地方，温州人的势头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要盖过广东人了，很多超市原来都是广东人或者中国其他省市的人开的，但现在那边只要是规模大一点的超市都是温州超市，原来的名称都是叫“香港超市”、“中山超市”、“佛山超市”等等，现在是“温州超市”，还有很多店铺都是温州人开的，而且温州的同乡会在那边势力也是蛮大的，当地华人的报纸经常报道有关他们活动的消息。
我觉得在制度创新上，一个是发展私营企业，但他们叫“民营化”，这个创新温州在全国是第一。在早先，大批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纷纷戴上股份合作制的红帽子。温州的老百姓很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去避开与当时的正统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温州的老百姓很善于做到这一点。股份合作制的最早出现可能不是在温州，因为台州、山东都说自己是第一家，但是股份合作制大规模地做起来却是在温州。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私营企业实际上已基本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者说接近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他们搞这个股份合作制就采取了一种让官方和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办法，不至于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太激进。比方说在公司股份合作制的条例里面，他们在当地政府和老百姓都默契的前提下，划出一块不参与利润分配的的公积金，有了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企业定性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集体企业了。这块公积金在形式上是大家的，可以界定为每个人有多少，还可以随着企业效益的增长而滚大，但是持有者不参加分红，也不参与决策。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公积金说起来是每个职工都有份，实际上还是在控股的那些人手中，他们将来随时可以抽走这部分资产。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旦搞规范的现代化企业，只要产权制度一明晰，这块公积金很快被那些事实上的持有者分解掉了，一般的工人说起来是股份合作者，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企业。他们当时把这块公积金包装成一块不能分割的东西，就是为了对外可以说这个企业是集体企业，以一个集体企业的身份站出来官方就好认同了，而且因为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在贷款、征收土地、减免税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所以说温州人不会去与意识形态发生正面冲突，我觉得这是温州人非常聪明的地方。
温州最早都是一些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形式，现在这里面已经成长出一批现代化的企业，像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仁本集团、人民集团、均瑶集团。比如均瑶集团，它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呢？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农民包飞机。原来很多航空公司因为票卖不出去，不敢增开航线。王均瑶总裁就提出来由他们公司出钱包航线，最早包的航线是从长沙到杭州。他和航空公司是这样议定的，比方说你在长沙到杭州这条航线开一个航班，这个航班总的费用他来负责，同时机票的收入也是他的。他只要保证航空公司开这条航线有一个基本的收入，其余多赚的就是他的。他现在做得蛮大的，除了包飞机，乘客在飞机上的午餐、饮料也都由他供应，而且还包了其他一些航线。正泰和德力西集团年产值都在50亿左右，都是做电器的，原来是乐清市柳市镇几个同学合伙办的一家很小的开关厂，后来分成一厂、二厂，现在是两家很大的企业集团，而且总部都开始往上海迁了，中压和高压电器也放到上海去做。把总部迁到上海去当地政府肯定会有一些看法，但低压制造这一块总算保留在温州，当地政府拿它也没有办法。因为人家如果还在温州的话，高技术人才、营销人才、营销渠道、技术渠道、技术创新这些问题不好解决，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当然应该转到上海去，因为上海堪称是当今中国工业的研发中心、营销中心、行政管理中心，上海市政府对此当然是非常鼓励，非常高兴，那都是年产值几十亿的大集团呀！温州像这样在50亿以上的集团大概也就是正泰、德力西这两家了。年产值在10个亿以上的则比较多，像仁本集团、人民集团这些都是。温州现在的GDP值应该有1；100亿左右，经济总量现在还没有杭州强，温州是第三位。排前面的杭州和宁波原来几乎是一样的，宁波稍微比杭州少几十亿。但杭州现在把余杭、萧山划进来了，所以比宁波强，差不多有2；000亿的GDP值。
温州的再一个制度创新是市场化。温州人自己概括是“跑遍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想了千方百计”，这是对他们早期创业活动的形象描述。继温州人之后，浙江人在全国各地签定购销合同，进行购销活动。他们自筹资金，自担风险，可以说是浙江工业尤其是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者，在生产和销售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大批浸润浙江工商文化精神传统的营销员大军，浙江省是不可能成为“市场大省”的。
据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的研究表明，到1995年全省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约为72％，高于全国10个百分点左右。星罗棋布的商品市场和配套成龙的服务体系成为支撑整个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推动着浙江在过去20多年中由一个处于中下水平的传统农业省份，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经济大省。在温州从早期的比较原始的专业市场，一直发展到现在用现代市场理念来运作的市场，逐渐用比较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去替代传统的交易方式，过去是现金交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交换货物，现在是电子汇款什么的。像温州这样由传统的专业市场已经转型了的还有不少，如义乌，一是里面的一些专业户现在是生产、销售一条龙了，而且主要精力放在生产上。因为他们通过在这个小商品市场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经营，已经形成了多种销售网络和渠道，不用担心商品销不出去了，可以自己办厂生产产品来卖，不必像过去那样从其他地方批发这些东西到这里来卖，这实际上就是市场促进了工业发展。原来摆的那个摊还留在那里作为展示自己产品的窗口，因为摆个摊是用了不了多少钱的。
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出来了很多人，一些人从里面搬出来后自己开专卖店或者开一个门市部，实行品牌经营战略，市场里面留着那个摊位也就是为了方便与老客户打交道。有的是出来办贸易公司，他们已从小摊贩变成贸易公司老板，和国内国外的客户广做贸易。还有一些人搬出来以后，到省外或者国外去开分市场。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在乌鲁木齐、兰州都有分市场，甚至在南非也有分市场了。这些都说明浙江的专业市场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移，传统的交易方式在向现代的交易方式逐渐转移，不少地方已经进行电子商务，比方宁波余姚的化纤塑料、化工产品的一个市场，那里基本上是通过网上联系来做生意，它的价格已经成为国内同类化工产品价格的指示器 。还有一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