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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关停并转了工业企业一万多家，压缩下放工人539万，调整了党在农村的政策，集中力量发展农业，到1965年，全省经济才渡过难关，重现新的生机。1965年与1962年比较，全省社会总产值增长41。6％；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9％。
从1966年到1976年，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也受到极大破坏，到处停工停产，武斗成风，打砸抢盛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个时期，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努力，国民经济在部分年份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尤其是湘西北几个地、市利用国家大量投资进行“三线”建设的机会，争得了一些大中型建设项目，如枝（江）柳（州）铁路的开通等，为湘西北这一广袤的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湖南的经济发展情况还过得去，比周边一些省区发展的势头要快，特别是农业情况更好一些。就是在“文革”时期，湖南在全国的总产值还排在第8位，湖南的大米、腊肉、咸鱼源源不断运往广东，那时候的日子比广东好过多了，许多广东人来湖南买农副产品带回去。民间对此有一则笑话：湘粤两省边界有一座金鸡山，鸡头在湖南，鸡屁股在广东，人们说这是吃湖南人的米，蛋却生到广东人那里去了……
湖南最大的问题是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农业大省。农业现在在全国还算可以，农产品主要有水稻、生猪、柑桔、芦苇、苎麻、茶叶。生猪在全国排第二位，第一位是四川。湖南的生猪主要是宁乡猪，比较肥，瘦肉率不高，主要还是饲料的原因。水稻的产量在全国大概也是第二位，产量一直很高，天生不足的是质量不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过高，湖南的有钱人宁愿吃东北大米和泰国大米，也不吃本地大米，所以现在大量种杂交稻。种水稻、养生猪没有什么钱赚，中国的农产品加工利润很低，工农业的剪刀差很突出。湖南作为一个大省，完全依靠农业支撑是不行的，人民富不起来，这个省也强不起来。20世纪90年代又提出要成为农业强省，湖南的农业产值却从全国第三位掉到第八位，并没有搞上去，而人家四川搞农产品深加工就搞得很好。四川的白酒产值大概是湖南的11倍，而且做出了品牌，五粮液系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名。湖南虽然有一个“酒鬼”，但没有做成系列品牌。不过，现在“浏阳河”酒卖得不错，牌子打出去了，一年纯利有好几千万。搞好农业，充其量不过是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罢了，那只是古人的一种低层次的生活追求，如果要真正的强省富民，提高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文明档次，关键还是要搞现代工业与高科技产业，靠“农业强省”的道路肯定行不通。说起来，过去湖南的干部素质总的来说还比较低，或是战争年代打出来的南下干部，或是建国后培养的当地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一般都不高，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与理念，发展思路不清，凭经验办事，使湖南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省委这两年的发展思路，主要就是用长沙、湘潭、株洲三市一体化、城市化，带动全省的城市化，用这三市金三角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带动全省的经济发展。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5）
江政华：据我看来，湖南还经常成为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互相碰撞、比拼的主战场。当然，中部及西部不少省区保守文化也比较突出，但湖南一直表现得很典型，革新文化与保守文化在湖南都有相当势力，你争我斗，一直较量，此伏彼起，搞了很多回合。如历史上的叶德辉、张敬尧、许克祥等就是保守文化的代表。毛泽东等人代表了当时的革新力量，领导了“驱张运动”，结果胜利了。以后，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许克祥在长沙立刻发动“马日事变”，保守势力又占了上风。又如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湖南省委机关刊物公开发文认为这与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相抵触。结果，胡耀邦发火了，派中央工作组下来解决省委认识问题。接着改革开放之初，农村改革中的联产承包，湖南又比全国晚了好几年，后来华国锋专门给省委打招呼才搞起来。
前不久，我去省直某厅作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讲座，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发展趋势总体上是好的，听众中有一个退休前担任过某重要媒体总编辑的副省级干部不同意，结果我们之间有了一场争论。他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现在则是“礼崩乐坏”，社会问题严重，如腐败、犯罪、社会风气不好等等。我说，你说是“黄金时代”，我说是情况恶劣，形势严重，我们家乡情况就是如此。所谓“三面红旗”之一的大跃进，在家乡农民称之为“打跃进”，为了做表面文章，要高指标，什么人都打，一级一级往下打，县打公社干部，公社打大队干部，大队打生产队干部，层层揪右倾分子或所谓“小彭德怀”，搞得当时湖南农业一塌糊涂，饿死很多人，又有许多人回流或移民江西，如奉新、靖安等县就去了很多湖南人。当时湖南省委对极左政策有不同看法，如周小舟、李锐、周惠等，后也被打成“湖南帮”。我说经济上的腐败确实没有现在严重，但当时大搞一言堂、长官意志瞎指挥、重用自己人等难道不是腐败吗？最大的腐败就是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必定草菅人命。
那老干部也不同意我说的那时候用人方面也存在腐败，我说当时不少干部子女当官的捷径就是“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上副处长”。比如林立果小小年纪，一下子就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居然空军司令也要让他三分，这正常吗？又如王海容，是毛泽东亲老表的孙女，本是长沙二中学生，成绩平平，居然没多久就当上外交部副部长。毛远新不也是这样吗？要知道，老一辈革命家张闻天、王稼祥解放后也不过是做到外交部副部长，她王海容的能力、贡献、资历能与张、王相比吗？
那老干部又说这是毛主席的事，不应该举这个例，也就是不合适。我说不能为尊者讳，大跃进那几年搞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刘少奇几次劝毛要慎重一些，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要上史书的，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但毛听不进去，仍一意孤行，还继续搞左的一套，大反右倾，直至发动“文革”，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灾难。对他的晚年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已经做了分析、总结，我为什么不能说呢？
湖南受到比较浓厚的保守文化影响，从旧的意识形态藩篱中剥离出来分外艰难痛苦。表现在宁左勿右，相信本本、教条，崇尚权力，轻视经济，或者从政治层面去思考经济问题，对新的变革曾难以适应，从而多次贻误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与有利条件。说一个过去的笑话吧，20世纪80年代末物价腾涨时，湖南市场还是比较稳定，农副产品比较丰富。广东有个代表团来湖南采购粮食，省里做了个决定，对该代表团要热情接待，让他们吃好玩好，但粮食一粒也不卖给广东，理由是“自己手中有粮，心中就不慌”。后来湖南粮食多得卖不出去了，派了个代表团去广东推销，广东方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吃好玩好，但一粒粮食也不要。两省关系闹得有些僵，至今广东在湖南没什么投资。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这看来是中部地区开启现代化之途的共同课题。记得是1993年或1994 年吧，《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长江中游涛声依旧》，说的主要就是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区在新一轮改革中没有什么动作。我看了心里很不好受，虽然几个省彼此彼此，但毕竟希望大家都能有所发展才好。
最近湖南这两届省委干得不错。王茂林同志是1993年来湖南的，他有新观念，新思路，给湖南带来了一些新变化。过去湖南是“不给不要，不请不到”，这是胡耀邦所批评的，意思是过去湖南总是坐等中央颁发的政策、路线或者下拨的财物。王书记来后，要有关部门经常去中央各部委对口跑，要项目，要资金，要帮助。这一届省委提拔了不少四十来岁的新干部，文化素质都比较高，既有好的理念，又有敢担当的魄力。在经济工作中大抓了基础建设，尤其是交通。1995年昌九高速、京九铁路一搞，江西抢了先手，争了风光，不少湖南人觉得湖南有危机了，那时湖南还没动哩，都是旧式公路。可时过境迁，现在湖南不但有 107 国道，而且从南到北都有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质量标准都比较高，用进口柏油、沿途绿化，两小时之内就能从长沙到常德。此外，北京到珠海的高速公路快完工，洛阳到湛江的铁路已经开修，它从湘中穿过。重庆到长沙的铁路、长沙到张家界的高速公路、衡阳到昆明的铁路，以及重庆到上海的铁路等，都正在建设之中。车轮如风的三湘大地，正在成为贯通中国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通道。
现在的省委书记是杨正午，省长张云川（注：现已调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先是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其政绩主要在旧城区改造，城市面貌为之一新。如火车站前的五一路拓宽，搞绿化带；又如老城的黄兴南路步行街的建设，这里居民密集，老字号名店林立，房屋产权复杂，关系也多，但长沙市决心大，力度也大，眼界高，标准也高，建设好后就是比起上海、大连等发达城市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