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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5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的经济发展处于徘徊阶段。20世纪80年代里，湖北的综合实力在全国大概排第6位至第8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湖北在全国排十多位。湖北的落后有四个主客观因素，一是国家从1984年开始实行沿海战略，国家战略东移，湖北不再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中央政府投资推动的工业化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二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湖北，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仍沉浸在“我是国家的大中型工业基地，是社会主义工业的长子，当然要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中央给项目，我就能发展；中央不给项目，我当然发展不起来”的思维中，不会去想是否还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来发展经济，比如发展乡镇企业、民营经济。而那时东部沿海地区，除了有中央的投资，还有政策的扶持，本身的思想观念也很解放，发展得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乡镇企业的产值与山东、江苏、浙江不相上下。1985年以后，人家是以几何速度在增长，我们还是在原来的水平上矮子爬楼梯，一步一步地来。国有企业的优势没有了，非国有企业又没有发展起来，这是湖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
三是湖北不同于江西、湖南、河南等中部省份，它既是老工业基地，又是老农业基地。凡是基地就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烙印，工业的产品按计划上交，农业产品也是按计划上交，不像单纯的老工业基地，只要上交工业产品就可以了，湖北这种情况类似于黑龙江和吉林。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工农业基地兼备的好处就是既有工业产品，又有丰富的农产品，日子过得很顺手。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城市中的国有工业也受到挑战。公有制企业越多，包袱就越沉重。湖北正是背着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的双重包袱，所以日子更加难过，经济出现大的滑坡。
1987年我们社科院的两个学者提出了口号，即“湖北要在中部地区崛起”，当时湖北省党代会也把这个口号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指导思想。但是从1987年到20世纪90年代，湖北与东南沿海地区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在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优势也大大缩小了，因为湖北原来的起点应该比中部几个省份高。有人开玩笑说，“湖北不但没有在中部地区崛起，反而成了一个面锅”，（面锅是武汉街头卖的一种中间凹下去周围凸起来的早点）。
从2000年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析出：当年湖北的国民生产总值是4；275。32亿元，在全国排第10名（也有人说是第9），但人均GDP为7；188元，仅略等于全国平均水平7；078元，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为358元，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7元，在全国排第19位，这怎么能说在中部地区崛起？与东部发达省市相比，2000年湖北的人均GDP值分别为上海、江苏、浙江的20％、60％、54％；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三省市的11。5％、58％、47。75％。再和中部地区其他几个省份对比，曾经作为中部地区老大的湖北，2000年的人均GDP值分别为河南、湖南、重庆、安徽、江西的132％、125％、140％、147％、148％，以湖北的经济基础才比江西多48％，这简直是说不过去；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上述五省市的136％、131％、47％、122％、134％；而出口额占GDP的比重，除高于河南（2。6％），与湖南（3。7％）持平外，明显低于重庆（4。9％）、安徽（5。8％）、江西（5。5％），足见湖北不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中西部地区周边几个省市的发展差距也在缩小，经济对外依存度比多数邻省市还低，“中部老大”的位置现在也受到严峻挑战！
我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的一个观点，即现在中国的地区差距拉大了，一个国家划分为四个世界：上海、北京、深圳是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江苏、浙江、辽宁、福建是第二世界，西部的边疆地区是第四世界，在二、四世界之间的就是第三世界，很明显湖北是属于第三世界。
湖北经济发展不快的第四个因素，即区域经济内部怎么协调发展？武汉与湖北全省大中城市的关系协调得不够好，发展不平衡。湖北历届省委、省政府过分重视武汉的发展龙头地位，对武汉取之过多。武汉市的财政收入和GDP值均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在湖北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吃饭、建设、发展、稳定都要靠武汉，这就给武汉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越是从武汉取之过多，对武汉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武汉真是步履蹒跚。
我们与辽宁、福建、广东、浙江、江苏作了一个比较：福建除了福州，还有厦门、泉州、漳州，发展得都不错。浙江除了杭州，更有宁波、温州、绍兴、台州等城市，而且宁波现在甚至有超过杭州之势。在江苏除了南京，还有一个苏锡常城市群，苏锡常作为单个城市来讲不是特大城市，但它们的经济总量在1995年甚至超过了上海。同样是长江流域的湖北省，武汉一个特大城市鹤立鸡群，经济发展缺少活力，而且一枝独秀的格局搞得不好就容易垮掉。再和辽宁省对比，人家除了沈阳这个大城市，还有大连，双雄争霸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结构，它们能够互相竞争，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但湖北的黄石、宜昌、襄樊等中等城市与武汉的差距太大了，就像一个国家级的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个中学生比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过去难以给武汉比较宽松的政策，还因为省市之间一直是面和心不和。在建国初期，武汉是全国的四个直辖市之一，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委任状都由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发。当时的湖北省会是武昌，中南局的机关在汉口。八十年代中期，中央又将武汉作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这本身是件好事，客观上却加剧了省市之间的矛盾。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上马的一些项目，本来可以安排在武汉，以实现“成本最低、效益最好、投资最少”的目标，结果都没有安排在武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仅有少数几个冰箱生产厂，湖北自己引进松下技术的一家本来完全可以放在武汉，但最后还是去了沙市，因为武汉是计划单列市，上交中央的利税不一样，与湖北省在利益分成上有矛盾……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5）
中部地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部地区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粮为纲，没有跳出农业抓农业。农业比重越大，产量越多，包袱越重，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都是这样。1981年时，全国有11个省提供商品粮，江西、江苏、湖南、广东、湖北都是提供10亿斤，安徽也接近这个数，连浙江当时都提供上亿斤商品粮。几年以后，江浙一带很快突破“以粮为纲”的局限，观念转变过来，不再当商品粮基地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非农产业上。现在全国能够提供商品粮的地方只有9个省区，又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
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就此动了感情：中部地区真不容易呀，不仅仅要背自己的米袋子、菜篮子，还要负责全国其他地方的米袋子、菜篮子。而且当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的价格高了以后，发达地区可能还不要你的米袋子、菜篮子，人家进口外国的粮食。有一年，湖北固定销给广东的粮食出价3毛钱一斤，他们只同意按2毛8分一斤收购，这样一来我们就吃了大亏，粮食积压了很多。这就是产业定位的思路出了偏差，好像中部地区天生应该成为商品粮专营基地，不能搞其他产业了。在其他非农产业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农业特别是粮棉两大产业实际上还是半计划性质，在今天搞农业其实是在做贡献，理应得到国家更多的支持。1998年在湖北开了中部地区发展研讨会，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在一起研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认为，近几年中部地区的发展缓慢和中央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有很大关系。
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湖北有一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他提出一个“牛肚子”理论。“文革”时期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另外一个老专家下放到襄阳湖放牛。俩人放了4头牛，其中一头老母牛不听话，滚到淤泥当中不起来。这两个书呆子，一个上前牵牛鼻子，一个拽牛尾巴，老母牛就是不起来。结果还是当地农民有办法，人家拿一个大竹杠子往牛肚子下一撬，老母牛一下就蹿上来了。张培刚先生说眼下中国问题不少，困难很多，就像一头陷入泥淖的大水牛。仅仅牵牛鼻子、拽牛尾巴不行，还要撬牛肚子，几个动作一起配合。而广东等东部沿海地区是牛鼻子，西部地区是牛尾巴，中部地区正是牛肚子。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一场民族伟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部能不能发展起来。
我们社科院还有一位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个“扁担理论”。1946年，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此拉开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大别山就像是一根大扁担，一头挑着华东，一头挑着西部。半个世纪后邓小平的沿江战略里，长江也像是一根大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