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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落后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是观念的落后，体制和机制的落后。
先来说观念的落后。
安徽的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祥地，本应是一个富庶之地。但20多年过后，这个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而闻名天下的“明星村”，依然温饱而不富裕。究其原因，农村大包干是在极度贫困的背景下进行的，那时小岗村人最大的愿望是填饱肚子。有了饭吃，小岗人小农意识的本性开始显现，满足于“一群鸡，两头猪，三亩地”的小生产格局，而这是与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格格不入的。当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时，小岗人却束手无策：办企业不会，跑市场没门。小岗村至今还流传这样的话：“小岗想致富，愁的是没门路，盼的是服务，想的是政府。”一种等靠要的意识弥漫开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推着别人改革的小岗人如今却被人家推着改革。可以说，小岗村是安徽许多乡村的缩影。就在小岗人固步乡村一隅为小富即安而沾沾自喜时，江浙一带的农民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玩了命地钻市场，跑供销，较快地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记得2001年底在浙江采访时，一位民营企业主告诉我，10多年前他去安徽做生意，发现许多农民冬天农闲时靠在墙角晒太阳，他就纳闷，这里看起来也并不富裕，农民为何不利用这季节出去赚点钱呢。我说，“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对安徽人来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可谓耳熟能详。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仅全省性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就有过四次。但回过头来看大多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有人戏称为“越讲解放思想，思想越不解放”。最后，这种“叶公好龙”式的解放思想，只能流于形式。于是乎，在各种会议、文件和讲话中，充满了大话、空话和套话，以至出现多中心变成无中心，假中心干扰真中心，非经济工作过多冲击经济工作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基本上是步步紧跟中央政策，又基本上是步步跟不上。沿海发达地区是上头没说不让干什么，人家只管干什么，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地方经济。安徽曾是上头让干什么，才敢干什么，上头没让干的，坚决不干，思维的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结果是看着跟得紧，就是发展不起来。比如，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有进有退，会议一结束，安徽是层层开会传达学习，而毗邻的江苏却“反弹琵琶”，先召集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分析政策的含金量，以及江苏要采取的操作性配套措施，然后再层层传达，这样便于基层一边学习一边落实。同样是学习中央的会议精神，只是思路一变，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再比如，浙江是人多地少资源小省，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所用土地要比安徽难得多。浙江人却开动了脑筋：征用土地不行，就租赁土地，租赁不行，就土地入股。土地指标用完了，就到东北租地种粮食，把人家的土地算作自己的耕地，然后再来建工业园区。有人说，浙江的许多官员的乌纱帽掉了，而浙江经济却上去了。浙江的“三敢”（敢闯、敢试、敢冒）和“三放”（对县市充分放权、对企业充分放活、对群众充分放手），由此可见一斑。反观安徽，一些官员惟“高压线”是从，丝毫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也就是说，安徽缺乏一种上下联动，一级推动一级的经济发展氛围。
观念的落后必然导致行动上的缩手缩脚。就拿企业改制来说，安徽不可谓不早。但1997年的那场企业改制，由于一开始企业的改制方案由改制领导小组而不是职代会通过，再加上职工集资款无法得到有效保全，“一刀切”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上层官员讲企业改制不能搞运动时，地方官员又不敢讲真话，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制，只能流于“翻牌子”以及人人持股的“假改制”。与此同时，浙江官员认为对的就坚持不动摇，并问：国有资产退够了没有，职工身份置换了没有，经营者持大股了没有，股东参与生产要素分配了没有。一时间，浙江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民营化达到99。5％。而安徽直到目前还有1；245户小企业尚未完成改制。由于观念的落后，安徽中小企业改制整整延误了5年之久。
思维的僵化也同样让人窒息。世界上第一台VCD诞生在安徽，可“万燕”却悲愤地离开安徽，择枝广东。那时的“万燕”是一家民营企业，尽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VGD，但苦于资金缺乏，无法大规模生产。而当时家电行业“老大”长虹有意进入VCD领域，并与“万燕”频频接触，想斥巨资与“万燕”联合生产VCD。有关部门听说此事后，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安徽有几家有名的家电企业你不“嫁”，为何偏要“嫁”给长虹？不容对方分辩，棒打“鸳鸯”，硬是拆散了一对好“姻缘”。之后，地方官员用“拉郎配”的方式把“万燕”与“美菱”撮合到一起。由于两家无法磨合，到后来只好不欢而散。在此期间，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主嗅出了VCD的暴利，快速出招，赚得盆满钵满。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生产第一台VCD的“万燕”到头来却口袋空空如也。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守望安徽（4）
现在干部有两种类型：一是前程型，二是事业型。对照安徽的干部，相当部分是前程型的。这种干部时刻注重自己的乌纱帽，宁愿耽误事业而不愿误了前程。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便弥漫开来。前些年，安徽某部门收到皖北某县报来的乡镇企业产值的数字，可谓大开眼界：一个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贫困县，乡镇企业年产值竟有70亿元。这个部门的领导想了半天，把乡村木匠干的活计都算进去也超不过亿元。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县里的领导。对方说了一句比70亿更离谱的话：嫌多了就砍掉10个亿。这位部门领导听完后，惊得半天回不过味来。“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结果是，官员的精力都用在“空转”上，哪有心思来发展地方经济？近几年，安徽的阜阳市成了浮夸和腐败的“重灾区”，其负面影响造成的重创，使这个地区现在还未恢复元气。
与观念落后相随的是，安徽许多好的战略构想得不到落实。
20世纪80年代末，安徽就提出过“远学闽粤，近学江浙”。但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和口号，并未落实到行动上。1996年，安徽的决策者曾对经济落后现状进行了一次分析，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安徽的差距主要差在人均上。当年安徽GDP总量在全国排13位，而人均GDP在全国排22位。之后，安徽制定了“赶超战略”，其核心是赶超人均指标。遗憾的是，由于对造成人均水平差距的原因不甚明了，加之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支撑，这个诱人的战略，也只是让安徽人热血沸腾了一次而已。
一位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学习的官员曾感慨地说：“安徽不是在想中出了问题，而是在干中出了问题。”换言之，沿海发达地区干的，就是安徽平时大会上说的，文件中写的。可以说，说的多干的少是制约安徽经济发展的一大顽疾。
以今年安徽省政协就经济发展环境发放的2万多份问卷调查为据，有高达60。7％的比例认为干部工作作风不实。在关于安徽经济政策得不到落实的选择中，认为是由于“工作作风”所致的比例为42。5％，居于调查中给出选择的各种单项原因之首。
同样，安徽地方官员的调换过于频繁，也导致了许多战略构想无法得到落实。据我1999年采访时获取的资料来看，当年安徽县市在正职领导岗位上连续工作5年以上党政“一把手”，只有6人。其中有个县5年中换了5任“一把手”。有的地方官员屁股还没坐热就挪了位子，往往是“张书记栽桑，李书记挖塘”，搞短期行为和“政绩工程”，发展战略缺乏连续性。
反之，安徽有的发展战略只要坚持与落实了，就会开花结果。1995年，时任安徽省副省长汪洋提出把汽车工业作为安徽的支柱产业培育时，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几年过后，安徽的汽车工业已居全国第5位，成为安徽的主要支柱产业。由此可见，“一个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再来看经济发展环境。
自“九五”以来，安徽利用外资呈明显下降趋势。全省实际利用外资由1996年的8。67亿美元，下降至2001的4。83亿美元。“九五”期间，安徽利用外资的增长速度落后周边省份5。3至21。7个百分点，差距呈扩大之势。分析安徽利用外资下降的原因，除了招商引资的载体少、利用外资方式和外资来源较为单一外，关键还是投资软环境发展滞后。同样引用安徽省政协的问卷调查数据：有54。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部门主动为企业服务不够；对涉及软环境案件的查处，有51。4％的被调查者认为“力度不够”，选择“走过场”的比例为27。1％，两者相加达78。5％，而选择“力度较大”的仅为3。7％。
一个外商曾说，看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是优是劣，其窍门是：如果一个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大楼盖得最高、最漂亮，那个地方的官场经济势力就最强，换句话说，那个地方的市场化程度就最低。市场化程度越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低，投资的交易成本就越高。
现在红遍全国的南京雨润集团，最早是落户安徽合肥的一家民营企业。这家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当年在合肥却尝够了一些部门“三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