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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笔账显得有些细碎，但这恰是每个工作人员每天或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她深感江西的许多发展思路和措施，并不一定比发达地区差，差就差在落实的环节上和“干”的过程中。试想，如果江西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能像上海那样，从决策出台到基层执行，从执行完毕到信息反馈，整个过程都有序运行、高效运作，把节约时间作为加快发展的第一要诀，树立时间就是效率、就是进步、就是发展的新理念，那么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不就大大提速了吗？
这位干部还观察到，上海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最近看了些什么书，有些什么心得体会？周末参加双休日报告会，MBA、MPA培训以及英语、法律等专业知识学习蔚然成风，“学习的革命”随处可见——政府是学习型的政府，社区是学习型的社区，干部是学习型的干部。她还注意到最近有部门对上饶和温州两地分别做过同一项问卷调查，即“赚了十万元钱后怎么用”。上饶问卷的结果是：90％的人“用来买房子和存银行”，不到1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恰恰相反，温州调查的是：90％的人“用来生产性投资”，不到10％的人“用来消费性开支”。她又查阅了一些统计数据：一组是江西省银行的存贷差额2001年底为450亿，去年5月份上升到530亿，资金不是流入而是流出，这说明江西省民间资本还很有潜力；另一组是上饶市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151。7亿，如果能将这些“休眠”资金中的三分之一转为投资，就大约相当于当年上饶市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当年固投为44亿）……
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会议中说“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我体会，这不仅是指向“十六大”后中国大地必然要发生的一轮更深刻的经济甚至政治改革；还表明包括广东人、江西人在内的所有国人必须经历的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嬗变。在这场嬗变中，一种平实却又高贵、开放却又内省的精神气质的培育或锤炼，可能比具体的改革措施、物质的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曹辛：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习惯于只做不说的广东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也开始注意对外宣传了。不久前一则关于广东经济成就的报道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广东综合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东南亚除印尼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到这种水平，规范就比变通更重要了。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是珠三角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事实上，珠三角已经切实感受到长三角的有力竞争，也都在想出对策。据了解，东莞已向中央要求，准许当地台资企业产品部分内销。可以预见，如果这项要求获得批准，对于延缓当地台资企业的北上会起到一定作用。
而深圳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即在WTO规定的五年开放期内，率先在服务领域对香港开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走的都是进一步对外开放、同国际市场接轨的路子，而越是同国际接轨，就越需要规范而不是变通。
珠三角领了20年风骚，这种“锋头”还能否保持下去，关键是看这个地方的官员们，能否有与时俱进的自省精神和创新意识。挑战在即，要提振精神来应战了！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1）
胡平：1953年，梁漱溟先生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直谏犯颜，痛陈农民之苦：“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而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毛泽东斥责他挑拨神圣的工农联盟，是“笔杆子杀人”！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整体的生存状况如何呢？梁漱溟先生到底是一个不见血的“杀人犯”，还是一位洞烛先机、风骨凛然的大智大勇者？
本来城里人要了解乡村的情况并不难。许多家庭在两代、三代之前脚板上都踩着牛屎。即使是纯正的城里人血缘，如同有人建议的那样，不久前只要你试着去做以下两点，便能获得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
一、看一看：在乘火车的旅途上，看看车窗外，无尽的田野上干活的农民操持的是怎样原始的农具；
二、问一问：问问在城里谋生的农民，总是又累又脏的活，薪酬又如此低廉，为什么却有这么多人潮汛般地往城里涌。
然而，记住祖辈来自乡间的人如凤毛麟角。
无论对于民族历史的遗忘，还是对于家族血缘的遗忘，在中国都是惊人的。遗忘，仿佛已成了我们习性里命定的吊诡。
而且，当城市的百宝箱拉开一道道美容、染发、瘦身、博彩、旅游、打网球、建高尔夫球场等眼花缭乱的时尚，当城市因充塞越来越多不伦不类的“罗马花园”、“时代广场”、“东方塞纳”、“维多利亚华庭”等洋名而满是虚骄之气，仿佛城市的好日子在透支了广大乡村的利益之后，还要包容全世界的好风景……
还有，长期以来在大量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人们很少或很难听到来自中国广袤乡村的声音，到处是华丽而又甜腻的文字、音符、影象。它们走马灯似地制造一个又一个眩目的时尚，它们编织并自我陶醉于时下一个物阜民丰、弦歌不辍的“康乾盛世”。它们百般逢迎的，归纳起来大概是三种人：一是富绅豪门、明星大腕；二是新兴的白领阶层；三是所谓的“小资”，或曰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当然因为后者回报的含金量低，多半就交给文学打发了，这使早已边缘化的文学不至于凌空蹈虚，多少显示出有某种存活下去的理由。
总之，你只要去布满了明星与美女头像的报亭看看，或回到家里，打开被韩、台、港的言情剧与胡编乱造的宫廷戏垄断得一塌糊涂的电视频道，你就会承认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当今的许多媒体不过着眼于在中国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又怎样让这小部分人先闲起来。或者说，它们已经乐乐呵呵地被大面积“绑架”了，被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所“绑架”，被中国先富起来或正在富起来的人们所“绑架”，被花花绿绿的人民币、美金、欧元、港币所“绑架”，已成阶下之囚的赵安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为此，很长时间里，中西部的城市都几近失语，更遑论广袤的乡村乎？
靠恒河沙数的报章杂志、电视电影堆不出河清海晏；
靠对底层百姓、尤其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忽视，改变不了迄今为止中国依旧是一个农民国家的本质。
很难让城里人去关注农民，即使有人看一看、问一问、想一想，但在当今城市这个光怪陆离的轮盘赌的巨大诱惑与巨大压力下，农村的破败、困苦，很快便被置之于脑后。
九亿农民又严重失语。在诸多权力屏蔽下，他们少有可以言说其艰辛、冤屈乃至痛苦的独立渠道。他们惟一的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许多年里“上访”被判定为“非法”或“阴谋”，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几近绝望的心理状态。
可叹的是，在知识界，也在政界，虽然“三个代表”、“人文关怀”的口号从未止歇，但人们在杯斛交错中唏嘘着乡村的日渐沉沦后，打着饱嗝，带着悲天悯人的自我满足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快意人生……
但中国大地上从来都有风尘压满两肩的行走者、倾听者。
几年来，先后有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真话》、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等问世，一时有振聋发聩之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3年有可能日后让中国农民历久难忘，更在于中共中央2004年一号文件即以农民增收为主题。在这前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紧急出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工具、材料尽可能齐备，以翻修“农民”、“农村”、“农业”这三所早已破败不堪的房子。窗口陡然亮堂了，屋里陡然温暖起来，2003年为中国的农民兄弟点燃了一堆明丽的篝火。
此时，我却记得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将“耕者有其田”写进了“建国大纲”，近八十年前共产党就许诺革命胜利了要让农民享有好光景，还有二十多年前，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广大的农村曾经有过活力与欢乐……
政界、知识界面对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都难以回避这样的命题：怎样的“发展”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怎样的“改革”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2）
摩罗（出生于江西省都昌县一个农民家庭，在农村接受中小学教育。1978年考入九江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在都昌县任中学语文教师十余年，1993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97年获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高校任教师，现居家写作。摩罗不仅在文学评论上屡有创见，在国内的知识界这也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名字。近些年，他引起青年学子和知识界广泛关注的著作有《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等。）：我的老家在江西都昌县鸣山乡万家湾村，与鄱阳湖隔一座山，这座山就叫鸣山，家乡因此而得名。这个村是鄱阳湖地区自然条件最好的村落，因为大山的阻隔，鄱阳湖每年的水灾不能危害到这里，村民生活条件相对要好一些。紧靠湖边的乡村则比较糟糕，可以说是饱受水灾之苦。我们村大概有500多人，全村都姓万，是一个大家族。
解放这么多年，农民一直被排挤在体制之外，几乎被视为社会之外的人。我们考虑中国的问题，很少将农民视为中国的一个阶层而存在，把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