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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限产”不必专卖？
首先必须搞清楚：恢复酒类专卖的目的是什么？从采访结果看，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一是限制产量，二是增加税收，三是杜绝假酒。
被媒体称为“酒司令”的白酒专家刘锦林认为，十多年后，白酒的产销不用限制会自然萎缩。他说：“两个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烈性酒只会越来越少，这是规律。世界六大蒸馏酒也不是上升的。１９９２年以前，白酒产销一直处于上升水平。１９９２年达到了最高峰。但１９９２年是个分水岭，那时我就提出，２０～２５年后白酒会出现大滑坡，现在只是小滑坡，再过十多年，白酒产销还会下滑。我相信这个预测没错，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他认为“要调整只能在别的酒种上，比如啤酒、黄酒”，因为这些酒种“是鼓励消费的”。搞酒几十年的刘锦林老先生一直在酒类商业系统工作，对于恢复酒类专卖，他的看法是“现在不是时候，计划经济时期搞酒类专卖还有点戏，现在搞意义不大，企业也不愿意搞”。
四川某大型酒厂老总则称：“恢复酒类专卖，实际上是有人想抓权。白酒一直以来就是财政税收大头。专卖以后，税收不一定就收得上来。西方国家搞酒类专卖是限制生产消费，不是从税收角度考虑的，西方人的纳税意识本身就强，它不需要靠专卖来提高税收。”
建国初期到计划经济末期，“酒类专卖管理归口商业系统，后来工商分家，酒类专卖有名无实，那时候已经看到酒类专卖没什么意义了。１９７９年在一次会议上，取消了酒类专卖。但地方上对此却恋恋不舍，有的取消了，有的还在坚持搞。”刘锦林说，目前地方上的酒类专卖管理机构就是那时候遗留下来的。“历史上工业、商业、财政都是想抓权，都想管理白酒业。”
※ 二问：烟酒一块专卖？
对于恢复酒类专卖制度，河南、广东、内蒙古一些酒厂则表示赞同，“只要政府部门下得了决心，酒类专卖就可以搞”。他们认为专卖至少可以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生产领域的问题，专卖以后，小酒厂无立足之地；二是市场流通层面的问题，恢复专卖，不仅可以堵住税收“黑洞”，市场上进店费、专场促销费等不正当竞争也会得到遏止。
“美国等西方国家，烟酒等特殊商品走的就是专卖的路子。我们搞专卖不是行不通，而是看怎么个专卖法。如果像现在这样流于形式，无人去管，当然就没意义。烟草以前不也泛滥吗？一管不就管起来了吗？只要想管什么都管得起来。”
与此相反，有人则认为：“酒类与烟草不同，全国白酒厂家４万家，而全国烟草厂家不到酒类的１％，只有１００多家。烟草生产集中度比白酒高得多，况且烟草市场也在逐步放开。有的地方对烟草实行‘打码’专卖，但未‘打码’流向市场的烟草数量不亚于‘打码’烟。管不住了只有逐步放开。四川没有几家烟厂，但有多少家酒厂？酒类专卖比烟草专卖难度大得多。”四川一些酒厂如是说。
※ 三问：生产许可证VS专卖如何统一？
采访中记者听到的另一种声音就是：“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专卖。”酒类专卖，听起来是针对商业流通系统而言，实际上专卖的前提应是“专产”。没有“专产”，何来“专卖”？
正如白酒专家曾祖训所言：“专卖如果能将散酒堵在市场门外，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但许可证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专产”问题，如果再来个专卖，两种制度、两种商业规则应如何统一？“如果恢复酒类专卖，是不是应该停止（取消）发放生产许可证？”采访中有企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人指出：“生产许可证制度为的是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实施过程中却变调了，因为质监部门、协会都想把这个权力抓在手中。”
有人提出应该“两条线”分开——依靠生产许可证解决“专产”问题，依靠酒类专卖解决流通秩序问题。但难题是“生产许可证制度执行也有难度，现在分开搞，是不是重新再换发一次许可证”？
※ 四问：“土政策”VS专卖如何兼容？
白酒专家胡永松坦言，酒类管理一片混乱的原因是多重领导。多重领导的结果是“没有领导，管不起来”。
有的经销商认为“这不是专不专卖的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如果管理部门只管发本本收钱，后续服务和过程不监控起来，专卖只能流于形式。２００２年查税查得那么凶，最后查出个什么结果了？专卖以后税就增加了吗？关键是一种制度以及执行制度的机构是不是规范的”。
说到制度，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酒类专卖管理机构，几乎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酒类管理条例。地方上的这些条例或法规本身就带有专卖性质。但它们是如何专卖的呢？经销商说，有些地方对外地酒只管办理“准运证”，没有就罚款，至于有没有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等等，一概不问。如此专卖，不仅杜绝不了假酒，而且增加了企业负担。有人管这些地方法规叫“土政策”。“土政策”不仅杜绝不了假酒，更无法堵住税收流失“黑洞”。
安徽一些酒厂认为，地方上出台的酒类专卖管理条例、法规，本质是排斥外地酒，而倾向于保护本土企业。地方“土政策”与国家酒类专卖制度，孰大？酒厂听命于“中央军”还是“地方军”？
有经销商称，现在的酒厂“家家户户都逃税。经销商找厂家购货后，厂家应该出具发票，而厂家给的却是内部调拨票，相当于一个货单，明显是逃税。逃税的源头在厂家，不在商家。酒类专卖必须从源头抓起。否则达不到专卖的三个目的”。
※ 五问：地方保护VS专卖如何妥协？
白酒专家曾祖训指出，恢复酒类专卖的焦点之一是“由谁来专卖”。他说：“专卖机构应该归口哪个系统，是轻工系统、商业系统，还是财税系统？一直争执不休。生产部门想管，流通部门也想管，四川最早归商业系统，后来由四川省酒类专卖机构管理，现在则是轻工行管机构负责人兼酒类专卖管理机构一把手。”曾祖训指出：“压是压不服的，只能正确引导。”
焦点之二是“专卖到什么程度”。他认为酒类不可能像烟草那样专卖，倒是可以在散酒流通方面做些工作。“把小酒厂都管起来不可能，小酒厂的管理只能靠当地政府。但当地政府实行的是‘包税制’，在现有体制下，靠当地政府及税收部门把小酒厂全部管起来也行不通。”
业内人士普遍的说法是：“恢复酒类专卖只会培养一个新的权力阶层，衍生新的不确定因素。酒类专卖本身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正如各地的酒类专卖管理机构，现在要恢复，不是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吗？”
恢复酒类专卖制度，等于给小酒厂“判了死刑”。作为财政税收大头，地方上会让它们“死掉”吗？这势必形成两种势力的冲突与妥协。
曾祖训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我到四川青神县一个由邛崃老板投资办的酒厂。邛崃的为什么要跑到外地办酒厂？当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靠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者。这本身就是变相逃税。像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现象，靠专卖能不能有效解决？如果说不准卖散酒，那管起来就好得多。”
有的老板直截了当地指出，不管是专卖还是生产，实际上最终都强加给了消费者，就像２００１年的“五毛钱”，酒厂还不是转嫁到了消费者头上。“前面的路都走歪了。国家要强制弄，啥都能弄，东三省一直就是专卖。一个省份一个辙，前三天一个样，后三天一个样，关键看怎么管。西方国家的酒类专卖体制要健全得多。它没有我们这么大的总量，可以专卖，我们全国几万家酒厂，怎么专卖？都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碴儿。”
※ 记者手记：谁能徘徊在政策之外？
白酒是“国粹”，是国家和地方税收大头。对这样的产业，国家一直以来就非常重视。譬如这次提出的恢复酒类专卖，烟草可以专卖，酒为什么不可以专卖？烟草早就专卖了，酒为什么现在才提出专卖？
生产方面有生产许可证制度，流通方面有地方上的专卖管理条例，哪个产业受到过如此关照？为什么酒类产销秩序仍然不容乐观呢？没有税收上的跑、冒、滴、漏，会不会有那“每斤五毛钱”？会不会有酒类专卖？
这也许是“混蛋问题”。
折腾吧，使劲折腾。白酒不怕折腾。一次折腾就换来白酒的一次重生。 这也许是个“混蛋逻辑”。
酒类专卖制度从２００３年７月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今，时间达半年，有关部门对此如此慎重，一方面说明酒类发展到了不规范不行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酒类行业在产业经济领域的举足轻重。
不管是否出台酒类专卖制度，对大部分酒厂来说，都是一记“警钟”。一个成熟的产业，生产高度集中是标志之一。几万家酒厂是个什么概念？是行业发展不规范的体现。对大部分酒厂来说，如果实施酒类专卖制度，带给它们的会是什么命运？乱、差、弱、小，不成规模的酒厂，不改变现状，路只会越走越窄。
有人不赞成搞酒类专卖，也有人认为应该搞，还有人客观地剖析了实施专卖的难处。这都能理解。如果我们能从这件事情本身读懂另外的东西——比如，有谁能躲开产业宏观政策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酒类专卖究竟搞不搞？如果实施这一制度，我们该怎么办？如果不搞，又该怎么办？
中篇 白酒大势与领袖企业第8节 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