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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仅刚性，而且机械。正义沿着法律预先设定的程式运行，没有断头台就不能执行死刑。因此，即使耗费巨资，法国当局也要把断头台——正义之化身——从法国运来。这是法国对圣皮埃尔岛行使治权的象征。法律与正义远隔重洋，从法国运送到这个荒凉的小岛，却打破了岛上原有的安宁，甚至破坏了本土的秩序。 在今天看来，尼尔被送上断头台是十分残忍的！但在刑罚的执行上，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先前，法国刑罚的基本形式由1670年法令所规定。死刑的执行，只要翻开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一书的开篇，便会看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1757年3月2日，达米安被送到广场，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弑君凶器的右手，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再四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砍头原来是用于贵族的死刑，因为它是一次性、快速地完成对犯人的行刑，不使用“拖延时间从而十分残酷的”处决方式。作为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之成果，这一行刑方式被推广至一切执行对象。法国1791年法典第3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无论犯罪者具有何种身份和地位，相同的罪行将受到相同的惩罚。 我们的生活，往往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向着最后的终点前进，最终总是要有一个了结，正如对尼尔的司法程序及其执行那样，不紧不慢地依照既定的程序向前，最终他走上了断头台。而且，由于铡刀生锈，他被砍了两次。古今中外，人们都把这样的结局称作命运。尼尔之死，也许象征着命运的不可逆转。尼尔、上尉夫人、上尉以及许多岛民试图改变尼尔的命运，但最终不只是徒劳，而且还搭进了上尉的性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书中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悲剧中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主人公虽然总是与命运抗争，但结果却常常遭遇失败。《圣皮埃尔的寡妇》展现了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揭示了命运的不可改变性。虽然可与之抗争，且抗争过程也许既不寂寞，也很美丽，但人最终还是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 大海深邃，雪景凄美，场面壮阔，在古典史诗般的唯美场景中，19世纪的法国殖民地，没有断头台的圣皮埃尔岛，上演了一出人生与命运的悲剧。影片着眼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从人性角度讨论了法律与道德、情感的复杂关系。它富于美感，却很难令人快乐，因为所涉及的话题和表达的思想是如此的沉重。其实，人生的快乐本来也就是短暂即逝的，正如尼尔等待死刑而又企盼命运转变的最后时光，以及他与妻子和上尉夫人的情感故事。而快乐之短暂，当然也是一条普世的法则。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醒得极好：谁的幸福不是表面现象，一会儿就消灭了？ 【海报来源】：vod。wx165/old/pics/xdqr。jpg
外国篇一通过坚强追寻正义（图）
通过坚强追寻正义 ——评《暴劫梨花》 刘 娅 【原 片 名】：The Accused 【中 文 名】：暴劫梨花（被告） 【导 演】：乔纳森•；卡普兰 【主 演】：朱迪•；福斯特， 凯利•；迈吉利斯 【地 区】：美国 【出品公司】：派拉蒙 【出品时间】：1988年 【海报来源】：mov99/ movie/ poster/2001071601623。html 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天生，而是造就的。”因此，手执导筒者就在银幕上造就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她们或者复杂，或者简单；她们要么散发着母性的光辉，要么痴迷于童话般的爱情；她们有的纯洁如未经雕琢的璞玉，有的却又将无尽的灾难施与洋洋自得的男人；有的锲而不舍地捍卫尊严，有的则沉迷于情欲的海洋无法自拔……影片《暴劫梨花》中演绎的莎拉的形象，则因其展示了女性的坚强而荣膺塑造女性的十部必看电影之一。 影片的线索并不复杂，莎拉到酒吧去找朋友莎莉，兴致盎然的她在酒吧后的游乐间翩然起舞，而忽略了自己身处一个危险的场所，引起一群男子的注意，并当众遭到强暴，其余男子则在一旁鼓噪起哄，而未见义勇为地伸出援手。朱迪•；福斯特的演技确实毫无瑕疵（多年前的辛克利事件已充分展示了朱迪的魅力，她也因成功地饰演莎拉而名至实归地夺取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莎拉的弱小、痛苦和无助穿透银幕笼罩着我的心灵。对女性而言，若爱情挫折意味着精神上的巨大创伤，那么在这种情形下被强暴则是肉体上永难愈合的伤痕，而精神和肉体并非总能得到清晰的界分，或许更无法承受的恰为延伸至精神层面的不尽摧残。当莎拉带着创伤发泄般地狂奔于孤寂的街头，我无法预料她将如何应对这无妄之灾。但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摒弃了名声、脸面的拘束勇敢地拿起了法律武器，试图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或许是以法学为业的缘故，我为莎拉的这一抉择击掌叫好。女性因为世俗的束缚无奈地包容了太多的罪恶，而没有想到的是，迈向正义的道路上却布满了荆棘。 法社会学的研究早已表明：法律歧视无处不在，无论是种族的、经济的、文化的抑或是性别的。案件当事人的一些看似与案件没有必然联系的要素，却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法官或者陪审团最终的决断。可怜的莎拉恰恰在受害的那天夜晚吸食过毒品并因此处于兴奋状态，而且强暴行为发生的场所——酒吧更是为罪恶裹上了一层遮羞布，这些因素都使得莎拉处于被动地位，也导致了案件进程的曲折。 毫无疑问，在类似案件中，如果一方当事人的一些不良记录被法官及陪审团预先得知，那么该当事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尽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逐步演化为“陌生人社会”，与乡村或者小城镇地区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陪审团，在案件开始审理时一般都不认识案件涉及的个人，类似信息对于审判的影响不大；但审判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案件处理的不断深入，这些影响甚至决定案件社会特征的信息也逐步显山露水。尽管可以通过程序法律规则将这些可能导致案件处理差异化的因素剔除出去，事实上，相当数量的信息是不允许作为证据进入法庭审理的，因为它们自身的存在对案件无关紧要。相关法律还禁止品格证据，例如，不允许询问被强奸者的性生活史。但即便不能作为证据被采信，它们对通过感情和良知来决断案件的陪审团所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何况还有律师，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庭审中他们频繁地利用莎拉吸食毒品这一信息来诋毁和攻击莎拉，使她不停地滞留于带给她无尽痛苦的夜晚而无法彻底摆脱，使她一次次地堕入回忆，不断地“重温”那不可言说的罪恶（一个堪称经典的镜头是莎拉在法庭上被辩方律师攻击时紧咬嘴唇，面部肌肉抽搐，异常艰难地吐出一个“No”后，碧蓝的眼睛立时涌出清澈的泪水）；同时以此向决断者发出暗示：受害人并没有遭受所谓的性侵犯，即便有，也是受害人自身行为不检所致。对莎拉的同情使我对那些在法庭上滔滔不绝、惺惺作态的律师充满了仇视和憎恶。然而冷静下来，我清楚地明了律师并非始作俑者，律师的职业伦理就是竭尽全力维护客户的利益，即便明知自己是在协助作恶多端者逃脱法律的惩戒仍“义无反顾”。因此他们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会尽力、充分并最大限度地运用那些对客户有利的信息，包括强调客户的有利因素及对手的不利因素。在庭审中抓住恰当的机会去生动展示对方当事人诸如失业、不良从业记录乃至财产状况和犯罪记录等一切负面情况，至于这种陈述是否伤害对方当事人的感情和摧残其精神，并非律师关注的焦点。良知未泯的律师或许会在心灵上内疚，但并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法律的“嫌贫爱富”从社会学意义而言不可避免。毕竟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法官同样有着七情六欲和爱恨情仇。加之庭审就是一个发掘证据信息的过程，因此，特定信息的影响无法根除。既然无法根治，只能转而在制度框架内来寻求最大程度的公正。事实上，法律不仅需保护被害人，同时也应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为己任，并通过正当程序给予其心灵的慰藉。事实上，只要制度框架内相关主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实现充分的博弈，依然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遗憾的是，正义似乎总是让一些人感觉不适。 不料，更凸显世态炎凉的是，竟然没有人愿意出庭作证，连莎拉的好友莎莉也推诿自己的责任。法官因此对莎拉的陈述产生了怀疑，三名涉案男子只被判处9个月的徒刑，并且获得假释。无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莎拉失败了，败给了缺乏良知的旁观者，败给了“嫌贫爱富”的法律。 电影的魅力并不在于其画面展示了什么，而在于银幕背后那些并未直接作用于我们心灵的更加深刻的内涵，这需要我们细致地体会和把握。 证人为什么不愿作证？尽管我们可以斥责围观者缺乏公德和良知，但这种大词往往无法细致地穿透现象来揭示本质，而更多地沦为一种宣教。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成本—收益比较方法可以卓有成效地分析并揭示人的行动。对围观者而言，去为一个孤苦伶仃且地位低下的女子作证几乎没有任何收益可言。有人也许会说，良知的满足将是无形且巨大的激励。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良知在此恰恰成为他们的负担。围观者虽然并非行为的实施者，但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