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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我。 梅珊是片中我最喜爱的人物，因为演员何赛飞的艳而不俗，更因为梅珊是所有女子中最具有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一个。她曾是京城名旦，那时的戏剧艺术虽然是男人们的消遣，她却似乎在戏剧中探寻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戏剧给她惨淡的生活带来慰藉。她以一种无奈却悠然的姿态接受了命运，恰如她独自在灰黑的楼顶轻曳水袖，婉转而歌。细细想来，这已是难得的心境。梅珊并不迷失在这富豪之家的点灯、捶脚的争斗中，她试图活得更自我，努力营造一个自己的世界，比如采取在旁人看来很“另类”的“室内设计”——在房间里挂满脸谱和戏服。她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控制，并且选择了“独自去偷欢” ——是看透，是挣扎，是追寻，也是嘲讽。倘若不被发现，她甚至可能生下别人的孩子，这无异于逆转了宗族法的操控，是对整个宗族法大大的嘲弄。但宗族法规制之下的竞争也必然包含着监督，梅珊偷情被发现想必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她所面对的，就必然不是跪雪、封灯那么简单了。 或许可以将上述分析更进一步地类比、推广开去，小至一间办公室，一个企业，大至所有的非民主社会。《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妻妾们的争斗或许有了有趣的对应，我们或许会看到类似的权力运作机制之下相似的人们的生存形态。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演进，可以直观在法律制度取代宗族法之后，个人的命运有了更多可掌握的机会。但是规训与惩罚，激励与竞争之下的奴性、红眼病、窝里斗的劣根性是否仍将如影随行？
中国篇一乡村的司法技术（图）
乡村的司法技术 ——观《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 蔡 欣 【片 名】：法官老张轶事之养老树 【编 剧】：赵冬苓 【导 演】：赵重光 【主 演】：周小斌，柏青 【出品公司】：CCTV电影频道节目中心 【海报来源】：ent。sina/m/ 2005…10…19/1818870023。html 一 三奶奶家门前栽着一棵核桃树。一天，大柱子伐木时，砍倒的杨树不慎将核桃树的一根杈砸折了，为了赔礼道歉赶忙送去一盆鸡蛋。哪知三奶奶并不接受，而是近乎无理取闹地要求“怎么砸折的就怎么给接上去”。村委会解决不了，这个棘手的问题就落到了镇派出法庭法官老张的手里。 老张先是主持二人进行调解，耐心地给三奶奶说法律讲道理，可她硬要坚持那个无理的要求。在数次劝说无效、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老张只得依法开庭。审理时，大柱子作出了较大的让步，三奶奶仍满不满意。当法庭最后宣判赔偿300元钱时，她居然装作晕倒。三奶奶被送进了医院。 出院后，老张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了解到三奶奶孤身一人无人照顾，于是将她接到自己家里。即便三奶奶百般刁难，他都忍辱负重，终于取得了她的信任，并在一次促膝长谈中弄清了个中隐情。 原来，核桃树是三奶奶的老伴临死前特意种的，为的是怕她将来脾气不好没人照顾，有这么一棵树可以伴着养老。所以，对于别人来说，那只是一根树杈，但对三奶奶来说，却具有特殊的意义。 同时，老张还得知三奶奶的儿媳妇曾被她赶出家门，现住在邻村，于是他亲自进行探访，并利用普法教育的机会制造舆论压力。最终，在村委会孙主任的配合下，做通了儿媳妇的思想工作，倔强的三奶奶也渐渐开始听得进道理了。 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砸折树杈的邻里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儿媳妇也把三奶奶迎回了家。 二 大柱子砸折了三奶奶的核桃树杈，这本是一起事实清楚的简单民事案件，依照法定程序，可以先调解，调解不成就应开庭审理，老张正是这样做的。该案是一桩典型的侵权之诉，当被砸折的树杈已经不可能“恢复原状”时，法律就只能对损害进行赔偿，老张也正是这样判的。 无论从程序还是实体上说，老张都严格依法办案。然而，他得到的却是领导的批评，原因是三奶奶在法庭上“晕”倒了。无论装晕也好，真晕也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他对案件的处理没有达到令双方当事人都满意的程度，纠纷没有平息，问题没有解决，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官，任务没有完成好。 影片中，三奶奶在法庭上装晕的那一段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其说她是在“耍赖”，不如说是对法律的一种反抗。我们曾经看到秋菊讨到奇怪的“说法”后眼神中的迷惘，如今又看到三奶奶面对这么一份非她期望的判决而耍个小聪明，把老张着实折腾了一阵子。这也正是编导的巧妙设计，让本来已经审结的案件又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可以使老张有机会用另一种方式将问题再处理一遍。 不过，已经当庭判决过的案件是怎样又退回到调解阶段的呢？或许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纠纷重新解决一遍背后的原因。 老张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法官，但这似乎并不是最充分的理由。因为在作出判决之前，作为法官的他能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可以说已经尽到职责了。 其实，法官怎么可能化解所有的矛盾，各方当事人怎么可能都对处理结果持满意态度呢？事实上，即便是在严格依法的情形下，败诉方对判决结果的愤愤不平、法官遭到诘问责骂等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屡见不鲜。 然而，上述现象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社区里则不太多见，并且后果也难以想象。因为开放社区所拥有的一系列保障法律实施的制度，在那里却几乎是缺失的。苏力在《送法下乡》一书中将这些制度称为更需要考虑的“琐碎具体的问题”。他分析过一个儿子虐待母亲的案例：如果是在城市，会有较充足的警力有效地控制此类行为的再次发生；而如果在农村，受害人似乎只有通过与失踪二十多年的丈夫离婚，然后再找个老伴的方式，才能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因为即使她愿意法院判儿子虐待罪，过两年放出来后，也还没有警力来保证她不会遭到变本加厉的报复。 所以，在城市里，当事人如果拿到一份不满意的判决书，即便冲击法院、报复社会，甚至上吊自杀，但已经现代化的社区很快会启动各种相应的机制。警车会及时赶来，救护车也会赶来，当事人的异常行为被制止，严重的后果往往被及时地避免。或许也有三奶奶一般倔强的当事人，不过当屡次“反抗”都被制止或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之后，最佳选择或许只能是接受法律的“说法”。 而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设想三奶奶在法庭上装晕，大家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出院时她收到了书记员送达的判决书，等回到家，大柱子送来300块钱，说是依法执行判决，她可能就会胡琢磨乱揣测了，实在想不开，就到村里、镇上到处闹，或者寻死觅活地在集市上嚷嚷着要自杀等。农村里的警察绝对没有城市里来得及时，况且人手也不够。而没犯法也不应当限制其人身自由，闹一两次可能被及时制止了，但不能保证哪天不真闹出点事儿。要是这样，不但对镇上村里的声誉有影响，而且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要不找个邻居照看，或者花钱把她送到镇上的养老院去？这三奶奶趁儿子打工外出时连自家儿媳妇都往外赶，可想有多难缠，就不要害别人了。看来，为了避免将来更大的麻烦，还是将她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是最明智的选择。 以上这些正是老张所考虑的。此时，案件在他脑中已不再纯粹是克尽职责，社区的秩序与稳定成为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的身份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法官”，而摇身一变成了一名“保一方平安”的“政法干部”。 三 在老张从法官转变身份成为一名“政法干部”之后，他把三奶奶从医院接到了自己家，努力取得其信任，弄清情况后，又亲自到她儿媳家探访。为了制造舆论压力，不惜数次动用私人关系搞物资以吸引村民们都来听法制教育课。真可谓用心良苦！ 但这本是一起三奶奶与大柱子之间的侵权纠纷，怎么扯到赡养老人去了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得从三奶奶在本案中的诉求开始分析。 和秋菊所要的模糊的“说法”相比，三奶奶的诉求是简单而明确的，就是恢复原状。表面上是因为树杈被砸导致她的养老费来源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要不怎么大柱子赔一盆鸡蛋也不要，赔300块钱她也不要，肯定不是嫌少，因为老张在计算的时候已经对大柱子是亏待再亏待，对她则是优待再优待了。原因似乎是电影里说的，这树是她老伴留给她的纪念，可那树还活着呀？只是一根小树杈折断了，只要精心培育，枝繁叶茂指日可待。 要理解问题的根本，了解老人的心理是关键，特别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村委会孙主任为什么谈三奶奶色变，说她不是盏省油的灯，不正是因为她喜欢没事找事儿吗？一个孤独的老人，在温饱不愁的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有个人陪伴。而丈夫死得早、脾气又糟糕的三奶奶长期一人独处，很希望能“引人注目”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她一有机会就“找事儿”了，而且故意纠缠不清。 这些情况，如果不做大量细致的工作，只是就案论法，是不可能观察就案论法到的。正是找到了“老人孤独”这么一个“症结”，知道如果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便暂时能压住这一茬事儿，不定哪天又冒出别的问题折腾一番。老张这才不惜花大力气，也要让儿媳妇和三奶奶和好。 做儿媳妇的思想工作也是颇有学问的，基本可以概括为软硬兼施。如果说到家里探访并耐心劝导是软，那召集全村人上法制课，大讲特讲遗弃罪就是来硬的了。 叫全村的人都来接受法制教育，无非是要给三奶奶的儿媳妇造成“全村人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舆论压力。不过，在这里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