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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每日在某一固定时刻斜射进来，照在物理老师的小胡子上。“今天我们复习一下‘牛二’定律及其应用。”他的双肩随着语句有节奏地抖动着。我开始在试卷的空白处写下诗句：自由从脚下匍匐而过/我泪流满面，相信/一些抽象的信念/因为，他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时我们的班花开始掏鼻孔，并脱下她右脚上的凉鞋；又有人因为听不懂竟然哭了；两种不同肤色的手悄悄握在一起。他们身后的女生对我深恶痛绝，但我是绅士，不和她吵架了。我说：“你的眼睛真的很美。”周围的兄弟亦随声附和。她从此不再忧郁，然而拒绝和我们一帮凡夫俗子说话了。我发现她一有机会就对英俊潇洒的外文老师下手。“老师，这道题怎么做？”她嘴里嘟嘟着就把一双因为熬夜显得突出的眼睛咕嘟嘟转起来。
多年之后唯一值得怀念的是楼顶上的一株小树，它在铺满柏油的楼顶上孤独地挺了三年，但总算活过来了。当注意到它的确切位置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时，我几乎要相信我俩之间真的存在一种神秘的、无以言传的关系。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认不请它究竟是何种树木。然而我无端地自信它绝对是松树，如我般孤独地挺立。我便起了“孤独松”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以示纪念；我开始默默祈祷它的强壮，相信它的强壮一定与我的光明前途有某种联系；我开始让老爸看天气预报，因为这有利于它的成长也适合我的复习大业。但它总是老样子，有时候好像要不行了。
我一个人站在泛着青白色光芒的操场上，孤独得如同我的小树。同时，她面带笑容缓缓走进我的视野，并擦肩而过。事后我总结出一条有切肤之痛的真理：一切可有可无的事情都在无聊中诞生。我想那时我是够无聊了。做早操前站在固定位置等她与我擦肩而过逐渐成为一种期待、一种嗜好，如同吸鸦片一样变得无法自控。我看着她从教学楼的木门闪出，又微笑着由远及近；我看着她的服饰一天天变化，从秋天到冬天；我看着她的脸上逐渐爬上青春痘，但仍不失为一种美；最后我看得她再也不敢和我擦肩而过了，开始绕道而行。因此我也相信哲学书里关于量变到质变的理论。我在一张报纸上很有礼貌地写下一些文字，准备打上草稿，再工工整整抄一遍送给她。不料竟然一气呵成，天衣无缝。于是索性把草稿送去。“字写得好有个屁用。”这么想来就坦然了。
操场是个叫人伤心至极的地方，几乎所有天真无邪的故事都在这里上演。我双手插着裤兜在泛着白光的土地上晃荡时就亲眼目睹过许许多多聚聚散散离离合合。在黑暗里仰望静卧的教学楼，感觉它扭曲如列车，时时传来阵阵喧嚣，但大家有一天都注定要离开它走自己的路。有月亮的夜晚，操场上的人就多了。凉风拂过，吹动额前发卷，你就突然发现地上有了影子。而柳叶随风摇晃，于是一切都动了起来。这时一声尖叫：“你看，你看，今晚的月亮。”众人便随声附和。我忙走自己的路，然后离他们更远。这时树下的黑影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走近才发现是一对男女。女的声音细细的：“我当时真想扇你一巴掌。”男的就显得有些卑贱：“我错了，再也不了。”真给我们爷们儿丢脸。我心里着实有些气愤，想着就昂起头。又一对迎面过来，还牵着手。我一阵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让路给他们。两人便分开了。我从中间的空隙穿过。女子低下头，可能是害羞了；男子竟然大摇大摆起来，并吹起了口哨。我终于忍无可忍，训斥起他：“有什么可嚣张的？不就是找了个女朋友吗？”这话是我走出二十米后说的。
一块地方我总不愿提及，它总叫人一阵阵心痛。我也忘不了一块叫我用拳头砸碎的玻璃。考上大学后我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时仍是老样子，隐隐约约有些凝固的血迹；再去时已经换了新的。一切发生的就有些恍若隔世，只留下记忆的残片如同一堆堆嗡嗡怪叫的绿头苍蝇挥之不去。她与我靠着墙，彼此说一些毫无意义却又急于想说的话。我不知怎的就突然说：“你再这么说我就生气了！”她习惯性地扬扬头：“生气就生气呗。”我就砸了。不料玻璃就破了，手扎出了血，血顺着已有了裂纹的玻璃红蚯蚓一般往下流。那时我俩之间总隔着一块地方，足以夹进另外的人。她哭得伤心，对我说些叫人难忘的话。但后来她又幽幽地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叫你哭的，因为你把我弄哭了。”我便说：“不就是几颗泪吗？我到时候写一部长篇小说送给你。”结果是她实现了承诺，而我没有。
一个人躺在床上。电视里有人唱起忧伤的歌谣：不要问我何时再相逢，不要问我为何言不由衷。于是我对着镜子将蓄了三个月的胡子剃掉。俄罗斯的剃须刀就如同西伯利亚的冷风狂叫起来。我用梳子将头发梳起，根根挺立如刺猬。风越来越大，就听见一种很古怪的声音，如鬼哭，如狼嚎。我便对着镜子大笑起来，有一行泪悄悄流下。这时的窗外，冷月无声。
9
高考结束。我不知道在这四个字后面该用什么标点符号。一个刚刚从黑色七月爬出来的学生最清楚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用N个感叹号也不为过。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句号。因为时间是不带感情的。高中生活就这么过去了，当时的轰轰烈烈平平淡淡现在再想起只是一杯透明的白开水，愿意喝也罢，不愿喝也罢，它只是摆放在那里，悄无声息。
对于高考之后的事情，我在这里还愿意再嗦几句，不愿意看就跳过去吧。
我们那个地方是参加完高考之后才报志愿。一般的程序是先找来标准答案核对，估计自己能考多少分，分数估计出来之后再根据成绩定学校的档次。比方说考得极好就可以报北大清华，考得优秀可以报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之类，以此类推。但是各人估分的误差不同。有的人考了不到六百分却估计自己能考六百三，于是报了北大。结果不上线。这其实说起来没什么，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都有牛脾气。比方说这人分数很高没有被北大录取，他的下场往往是重点大学都不会要他，只能上“二本”。还有的信心不足，考得很高但是报的学校不是很好，当然一报就被录走了。后一种情况较多。
我当时年少，想考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其实我那时对国际关系学院一无所知，只是望文生义，觉得学的东西一定跟外交有关。又加上进这学校要政审，我就猜想将来说不定会干什么情报工作，哈哈，那多刺激。而且它属于提前单独录取，考得上考不上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一本”的录取。
这时候我的父亲出场了。我先对他略作交代。他干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干什么事情都求一个“稳”字。他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我所有的人生大事上都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他对我分析利弊：国际关系学院是咱们这种老百姓进的吗？那里面都是那些外交官和党政领导们的子女，不然人家为什么要有政审？你看看往年这学校录取的学生的成绩，有超过七百分的吗？没有。但是难道没有像你这样成绩超过七百分又报了这学校的吗？肯定有。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被录取上，你想没想过这其中的原因？此其一。即使你报了，你真的能通过政审吗？咱们家你爷爷是党员我是党员，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咱们花费时间精力财力物力人力去做这些无用功有什么意思。有这闲工夫我们还不如去南方旅游，我都跟你妈说好了，咱们一把高考志愿交上去，全家去秦皇岛避暑。此其二。退一万步讲，你一切都顺利被国际关系学院录取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咱们对这学校也不了解，你听说过谁考进这学校了吗？要是真的毕业之后从事情报工作，你让你妈和我还活不活，成天担惊受怕，老害怕你出什么事，此其三……
我斗争不过他，只好妥协。
我第一志愿想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几年外贸专业十分火热，当然分也很高。我如果发挥正常估出来的分数没有多大误差的话，应该没多大问题。这个时候老爸又开始劝我了。他说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稳稳当当，特别是在人生大事上更来不得半点侥幸。你怎么能保证你估出来的分数就很精确呢？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你高估了你的分数，到时候不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考不上，连个重点大学都进不了。那个时候你哭都来不及。再退一步讲，即使你估出来的分数很准确，但是谁又能保证今年的录取分数和去年大致相同呢？现在外贸专业这么火暴，我看今年的录取分数肯定比去年的高嘛。我越听越气，真受不了他这种瞻前顾后婆婆妈妈的做法。我说你怎么这么肯定我会那么倒霉？如果一个人在一件事情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这么倒霉，那他干脆别活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冒一下险呢？老爸本来听我说要报这大学就很不高兴，被我反驳两句脸色更加阴沉。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才对你说这么多话，换了别人他叫我说我还不说呢。这是你的人生大事，最后由你决定。不要到时候说起来又埋怨我和你妈，说我俩把你的前程耽误了。但是你一定要考虑好，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岔子可没人能帮你，你娃哭都来不及。他嘴上虽是说我的事情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