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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规和冷漠无情的严峻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没有权利抬起他的头坦然地向四面八方观看，没有权利无畏地在世界上前进。他必须经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阴影之中，卑贱地向那无希望的、不适当的信念低头。从一开始，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作为“邪恶”。凡事能带来美饰并推动我们尘世继续存在的，凡事能消除心灵紧张、能促进解放并减轻我们负担的，都被加尔文法典判定为虚浮、无用和多余。尤有甚者，这些苛刻的武断也强加于艺术，甚至那些几世纪来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地结合着的宗教领域里的艺术。加尔文也强制执行了他自己思想体系上的讲求实际。凡能够使官能产生兴趣的，或者能够使感情易于顺从和摇摆不定的，都无情地扫置一旁，一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不能在靠近上帝的宝座时，还带着一个艺术家那样易于感动的灵魂。他们会在芬芳香烟缭绕中被弄得朦胧不清，会在音乐声中被愚弄，会被貌似虔诚的圣画和圣雕之美引人迷途。
真理，只有当它完全明确时，才是真理。上帝的旨意，要不是绝对地明了，就不成其为上帝的旨意。横扫一切偶像！把圣画圣像从教堂里丢出去：清除多彩的法服；把圣案从弥撒书中和镀金的神龛里解放出来。上帝不需要过份的装饰，横扫使奢侈享乐之徒心灵麻木的宴饮。在神圣的仪式里，不准有音乐，不准有响亮的管风琴演奏声。甚至教堂的钟声，在日内瓦从此静寂无声。因为真正的信徒不需要那金属的铿锵之音来提醒他的责任。虔诚从来就不依靠心灵外在的事物，不依靠祭品和奉献，而只依靠内在的顺从。清除教堂精心设计的礼仪，清除宗教寓言画和宗教仪式，停止喜庆和节日。加尔文一举消灭了日历上的全部节日。早期基督教徒在罗马的墓窖里就开始的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宗教仪式，在日内瓦也被废除了。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宗教仪式，甚至不要爱戴，而只要敬畏。
试图以入迷或振奋精神来靠拢上帝，而不是从远处以永恒的崇拜来侍奉上帝，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放肆。这里提出了加尔文主义者对价值再估价的深刻意义。加尔文希望把神尽可能地抬得高于世界，希望把尘世撂进深渊，希望把上帝的概念给予至高无上的尊贵地位来贬低人类的概念。这位愤世嫉俗的改革家把人类当作一群任性的暴民、一群乌合之众的罪犯。他一直怀着恐怖和憎恶凝视着那不断增长的尘世快乐的浪潮，那种快乐有万千来源，是生命给予那些禁欲气质较少的人们的。加尔文一再哀叹，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要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当加尔文凝视他的同教弟兄时，他充满了厌恶。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用如此卑劣的措词来描述过人类：“不可驯服的、残酷的禽畜”，还有更糟的，“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书中说，“当我们仅从天赋方面来看一个人，我们会发现他从头到足，一无是处。如果在他身上还有一丝值得赞扬的，那也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所有的正义是不公正的；我们的礼拜是肮脏的；我们的光荣是羞耻的。甚至从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也常常被不洁的肉体所感染而堕入邪恶，井同污垢混合。”
显而易见，凡是从哲学观点出发，把人类看作为上帝未完成的和半途而废的工艺品断片的，将永远不愿意象神学家和政治家那样承认：上帝可以给予这样的。人以少量的自由和独立。全能的上帝一定要无情地剥夺这些腐败和贪婪的人们的自决权。“如果我们听其施行诡计，他们的灵魂除恶事外一无所能。”我们一定要一劳永逸地阻止亚当孽种们的放肆看法，他们居然自以为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个性，发展同上帝、同我们尘世的关系。我们越是严厉地镇压那种放肆行为，越是抑制人而使其服从，于他们就越好。不许有自由，不许有自主的意志，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一定要强迫他们在上帝的伟大之前十分恭顺。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醒；一定要吓唬他们；阻止他们的放肆，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那虔诚而顺从的黔首地位，直到他们把自已的个性结合在黔首群中。这样，个性特殊性就消失无影。
要实现这种对个性的残酷镇压，要实现这种对个人所有权的破坏性的剥夺而利于集体，加尔文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那就是著名的宗教“教规”，就是对人类的冲动和欲望强加以迄今没人设计过的、苛刻的控制。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同时，他创建了一个特殊的部门，去监督恐怖主义者德行的工作。我们刚才所说的组织名为宗教法庭，它的目的定得十分模棱两可。比方说，监督宗教团体以“使上帝能十分纯洁地受到尊敬”。单从表面上来看，这一道德检查人员的影响仅限制在宗教生活里。但是。由于把尘世同加尔文国家极权主义概念的哲学密切地联结起来，从此，最起码的独立活动就被当局控制了。宗教法庭的巡捕，（“罗马人”）显然是监视每个日内瓦人的私生活的。他们绝对不能放松监视，而且希望他们留意的“不仅是言论，而且是观点和思想”。
从制定对私生活进行如此广泛控制开始，在日内瓦就很难说还存在什么私生活了。加尔文一跃而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后者总是依靠小报告以及各种来源的告密，后来还派遣了一些心腹和密探。但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宗教哲学，人性本（并永恒地）向恶而不是向善。因此某人可以先验地被怀疑为一个罪犯，每一个人一定要容忍监督。在加尔文回日内瓦之后，所有屋子的门好象突然敞开了。墙壁好象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响起叩门声，大批“宗教警察”不容公民抗拒就宣布进行“访问”。不论贫富贵贱，每月一次，都得服从这些职业“道德警察”的盘问。一连几小时（因为“法令条款”宣称这种考查一定要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白发苍苍的、受人尊敬的、久经考验的、迄今可靠的人一定要象小学生似地经过考查，诸如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或者他们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布道。经过这样的盘问和教化之后，“访问”仍未结束。卫道的“肃异委员会”的成员们事事都要插手。他们触摸妇女的衣服，看他们的裙于是否太长或太短，衣服是否有多余的饰边或危险的开叉。警察仔细地检查发式，务使它不要做得太高，他们数受害人手指上有几个戒指；翻看柜里有几双鞋子。他们从卧室检查到厨房的餐桌，以查明饭食是否超过规定的一汤或一菜，是否藏有糖果和果浆。接着，虔诚的警察继续检查其余的房间。他窥探书架，巴不得有一本未经宗教法庭出版许可的书。他查看抽屉，希望寻出一张圣者的画像，或者一串念珠。仆人们被查问有关他们主人们的行为，孩子们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亲的所作所为。
当这一加尔文主义独裁者的奴才上街时，他一直竖起耳朵以查看是否有人在唱一支世俗的歌，或者奏乐，或者沉溺在恶魔般邪恶的快乐之中。从此以后在日内瓦，当局一直在追猎任何带有快乐的事，追猎“任何淫荡下流的行为”。如果当场抓住一个自由市民，他在工作之余到酒馆喝一杯酒，借以恢复精力，此人就倒了霉；如果有人堕落地用掷骰子或玩纸牌作乐并被当场抓住的话，他也就倒了霉。追猎日复一日地继续着，那些密探们都疲于奔命，连安息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逐户访问，因为有些懒汉会躺在床上不去聆听加尔文大师的布道教诲。在教堂里，告密者注意动静，随时准备呵斥那些迟到或提早退出“上帝之家”的人。这些官方的卫道士们孜孜不倦地四处奔波。入夜，他们在罗纳河边灌木丛中窥探，看是否有一对罪犯情侣纵情地拥抱；在旅店，他们检查床铺并彻底搜查过客的行李。每封出入城市的信件都得拆开检查。宗教法庭精心组织的戒备远远超出了城墙。在驿车里，在公共划艇里，在横渡湖面去外国市场的船只里，在城外的旅店里，密探到处出没。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市民说了任何不满的话，都会被确凿无误地报告上去，但是，更为不能容忍的情况是，无数非官方的密探以志愿者的身份，同那些合法任用干那项工作的人一起活动。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象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长。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惧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单是为了不被怀疑是“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在加尔文独裁统治下的每一个日内瓦公民都会对他的朋友怀疑蔑视。“热中的恐惧”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走在告密者的前头。几年以后，宗教法庭废止了官方监督，因为所有的公民都已志愿受其控制。无情的告密潮流日涨夜高，推动了精神上宗教法庭的碾轮轻快地转动。
在这样一个制度下谁能有安全感呢？谁能肯定他没有违反某一条圣旨呢？因为加尔文实际上已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或游戏都被禁止。甚至如滑冰那样无害的运动也使加尔文暴跳如雷。他唯一能够容忍的衣服必须十分朴素，几乎是僧侣式的。因此，裁缝们除非有市行政当局的特许，并按规定新样裁剪，将被禁止。未满十五岁的姑娘不得穿丝绸，而超过这年龄，则不得穿丝绒。金银花边、无用的钮扣和褶饰均被禁止，佩戴金饰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