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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柱国湿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脱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给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温暖给予朋友同享。吴柱国辍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眼镜被茶水热气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旧情温暖，开始溶解他的冷面具；他“除下眼镜”当然也就是预示他即将解除面具。
谈过一时话，余教授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不顾自己行动多么不便，一拐一拐的，却不肯让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壶”斟上“滚水”，保持温暖。可是，一旦对谈的话题从温暖的过去移转到冷酷的现在，随着心情的转变，室内温度仿佛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于是“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当吴柱国痛苦喊道“都是空话啊”，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发出“冷”笑，余教授发现茶又“凉”了，立刻起身要换一杯热的来。吴柱国却“一把执住他的手”，先把话说完，把自己的底细揭发干净，才放他去，仿佛在迫令老友面对冷茶——冷的现实。而余钦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流侵袭，觉得右腿“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
小说近尾，余教授的儿子从外头回到家里的时候，“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余教授，明显的，十分疼爱俊彦，可是俊彦到底象征“现世”，所以他之进屋，就比如“现世”之侵入，带进了寒气。作者安排让余太太出外打牌，让俊彦迟归，使两个老友单相独会谈话，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现世”寒气之侵袭，“温州”也就温不起来了。
然而，“温州”之驻足，是短暂的，还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现实的世界。余教授送吴柱国走出巷口：
……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珊，蹭蹬着。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来。
不错。今日现实人生，确是一条冷得令人缩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这漫长艰难的旅途当中，如果有那么一小段程路，有一个能谅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总会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吧？这个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伞遮在你头上，和你共用；虽然冷雨照样从破洞漏下，无甚用处，总也会有那么一点差异，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吧？
吴柱国乘计程车离去，余教授独自踅回到家，“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于是他“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发现窗户让风吹开了，“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后又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这些描写都暗示，余钦磊虽己在现实生活逼迫下搁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却还珍惜保存着一份对过去的温暖记忆，而这份记忆，他留心卫护着，尽可能不叫它受到现世或现实势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干书）。小说末尾，余钦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忆，十分动人，这也是余教授要卫护的温暖记忆。回忆的动作仿佛真的暂时净化赎救了他的灵魂。
他这栋温州街宿舍，确实已“残破不堪”。沙发“褴搂”，“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来”；榻榻米积年潮湿，“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里“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他已不大再去念这些书了，平时却以“租来的”（不是购为己有的）武侠小说自遣。可是这一堆旧书，他却顽固地，铿吝地，死守着，而当太太（现世）干预，遗失了一叠笔记，这位早和现实取得妥协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会“着实发过一次脾气”，逼得“家里的人”（现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
不错。对于余钦磊教授，这栋温州街旧宿舍，是寒冷的现实世界里惟一的暖巢。他“栖住”在这个暖巢里。他还能感觉温暖，因为，他知道，尽管理想已经失去，青春已经逝去，这个巢里——也就是他心里——至少还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记忆。
《孤恋花》的幽深暖昧含义与作者的表现技巧
《孤恋花》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作者以隐喻方式，对人类命运所下的注评，对人类孽根所做的探讨。小说内容与旨意，幽暗神秘，扑朔迷离，我们凭着知性和理性，不能予以合理的分析争说。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现实世界的黑社会（或地下社会）为象征，影射人性之中最幽黯可怖的一隅。换句话说，作者用人间的地狱，影射人心的地狱，我们许多人，很可能一辈子没亲眼看过、亲身接触过下流社会，但我们都知道“黑社会”确实是存在的。同样，我们许多人，活一辈子，可能从未十分意识到自我黑暗罪恶的一面，而恶性也很可能没有十足发作过。但《孤恋花》的作者显然认为，在所有理性修养与意识控制的掩盖下，人心深处确实隐匿着一个幽暗阴森的罪孽渊薮，而当这份“孽”不幸而发作起来，就是一股绝对无法抗拒的魔力，把人往下拖拉，吸吞人这一个不见天日、幽暗无比的深渊。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叙述者是一个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万春楼陪客，现在在台北五月花却当起“经理”来，看管年轻的酒女 ，因而得一绰号，叫“总司令”。她显然是一个同性恋者，在上海的时候，和一个同在万春楼当妓女，比她年轻名叫五宝的女孩同居，后来五宝被吸鸦片烟的流氓华三肉体虐待，不堪痛苦而自杀，死前口口声声对叙述者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十几年后，在台北五月花，叙述者结识另一酒女娟娟，娟娟唱台湾小调，和五宝以前唱戏同样，“也是那一种悲苦的神情”。两人脸形相似，“都长着那么一副飘落的薄命相”。
“总司令”把娟娟带回自己家同居，后来她花费一生的积蓄，并变卖珍留的一对翡翠镯子（五宝的遗物），拼凑着在金华街买下一栋公寓，与娟娟“成家” ，娟娟是苏澳乡下的人。她母亲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被丈夫用铁链子套在颈脖上，锁在猪栏里。娟娟幼年时，有一天偶然得知这疯子就是自己母亲，于是拿一碗菜饭，爬进猪栏递给她。不料肌肤一接触，疯子就惨叫一声，伸出手爪捞住娟娟，猛咬她喉咙。从此，娟娟的咽喉下端就横着一条手指粗，像蚯蚓般鲜亮的红疤。
娟娟的单薄身子，不但容纳着母亲遗传下来的疯癫症，更烙印着父亲加之于她的乱伦罪。真正是载满了罪孽。和“总司令”同居约一年后，娟娟被一个有吗啡瘾的“黑窝主”柯老雄缠上，于是“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 ，任他万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节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铁熨斗，猛锤柯老雄的头颅，把他天灵盖敲开，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
杀死柯老雄后，娟娟完全疯掉，被关在新竹海边的一个疯人院里。小说的末尾，“总司令”由林三郎陪伴，一同去新竹看娟娟。林三郎是五月花的一个老乐师 ，日据时代颇有些名气，自己会写歌，《孤恋花》这一首凄凉歌曲，就是他写的。
两人见到了娟娟。她带着手铐，因为她变得会咬人。她不再认得人，“总司令”叫了她几声，她才笑了一下，“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 ，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坐了一阵子，没什么话说，两人便走出疯人院。在刮着海风的秋日黄昏，沿着漫长寂寞的黄泥道路，“总司令”搀扶着眼睛差不多全瞎掉的林三郎，一步一步走上了归程。
在这样一个看来好像以耸人听闻的离奇情节来取胜的短篇小说里，却埋伏着作者对人类命运的基本看法与总评。我们可以说，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但却使讲究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惊诧不解。白先勇简直不是我们今日世界的人。他 ，就是“过去”，就是他以为命中注定必须衰微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灵。
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将“宿命”观念织入《孤恋花》情节里。
小说叙述者，到五月花不当酒女之后，有一天碰见从前上海的老客卢根荣卢九。
他一看见我便直跺脚，好像惋惜什么似的：
“阿六，你怎么又落到这种地方来了？”
我对他笑着答道：
“九爷，那也是各人的命吧？”
叙述者回忆在上海时，五宝被华三虐待，雪白的胳膊上印着一排铜钱大的焦火泡子，是华三用他那杆烟枪子烙的。可是叙述者一劝她摆脱华三，五宝就冷笑道：
“这是命，阿姐。”
后来娟娟被柯老雄缠上，受他虐待，弄得全身“七痨五伤”。叙述者劝阻她，娟娟就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小说人物的想法，当然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然而像这样子再三重复同一调子，好比交响乐里主题旋律之一再重复，显然与“主题”有关，不仅是“写实”。
另外，作者更藉由叙述者之观点，一再强调娟娟的“薄命相”，以及她任由命运摆布却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