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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杀死柯老雄这野兽之后，仿佛神秘不可解地变回当初纯洁的五宝。
经由上面讨论的三种技巧与方法，作者成功地暗示出娟娟和五宝是同魂异体的神怪含义，使小说更增添一种阴森暧昧的气氛。娟娟，是《台北人》所有主要角色中，惟一不是出身中国大陆的。但当我们领会她就是五宝的“鬼”，她的背景，她的过去，也就获得和中国大陆有关。然而关于二女共具同一灵魂的神怪意义，根据小说内容，又有一些疑难存在。我就此提出来说一下。
娟娟，若真如作者所暗示，是五宝投胎变成的，那么在年岁问题上，又说不过去。中元节“总司令”祭五宝的时候，说：“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可是娟娟在追叙自己被父亲强奸的悲惨经验时，说“那时我才十五岁”。而“总司令”后来看到她头发剪短，觉得她“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由此相较可知，五宝去世的时候，娟娟已经诞生，活在人间了。那么，五宝的魂，怎么又能投胎变成娟娟？这是作者的疏忽吗？还是作者故弄玄虚，存心使之似是而非，制造悬疑？灵魂小是否也能不“投胎”，而游回于天地氖氢中，择时停驻在活人身上？娟娟，是生下来就是五宝，还是行凶的刹那才变成五宝？两个人的灵魂是同一？或是由于“总司令”的拜祭，五宝的冤魂从阴间回来，附在娟娟身上，借她的手行凶，偿还孽债？
还有一点也值得深索。娟娟一生下来，身上就有母体遗传的疯癫孽。但乱伦孽是十五岁的时候被迫加她身上的。也就是说，她的“冤孽”，出生之后十五年而固定。而五宝的冤魂，也是等了十五年之后才回来讨债。这之间，有没有什么神秘牵联？或者只是偶然？
这一大疑团，恰似浑沌一片，使这篇小说的含义更变得朦胧暧昧，像一个无底的谜。真个是：今昔不明，虚实难分。似真似幻，如醉如痴。
这，大概也就是生命之谜吧。
另外，作者似亦暗示，娟娟这个薄命女人，不仅是五宝一个人的冤魂，也是天地间所有冤魂的总合，小说另一角色林三郎，日据时代爱上一个蓬莱阁叫白玉楼的酒女，后来那酒女发羊痈疯跌到淡水河里淹死，他就为她写下《孤恋花》这首十分凄凉的歌，从那时起，每天用他那架破旧手风琴拉奏。根据“总司令”的叙述，“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而总司令“在五月花里，不知听过多少酒女唱过这支歌了，可是没有一个能唱得像娟娟那般悲苦的小一声声，竟好像是在诉冤一样”。这些文字，隐隐暗示娟娟和林三郎以及《孤恋花》这首歌曲，也有某种的神秘缘份。好像她同时也是淹死的白玉楼的冤魂。我们注意到，“白玉楼”这个名字，以及“蓬莱阁”，皆象征至美之“灵”。作者似乎如此暗示，这个酒女也是因为受不了“肉”的冤孽，才枉死的。作者对林三郎这一小角，倒费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眼睛烂得快瞎的老乐师，天天抱着那磨得油黄的手风琴，拉《孤恋花》哀调，好像为天下的酒女，天下的冤魂，奏着永恒的挽歌。最后“总司令”到新竹疯人院看娟娟，林三郎也陪伴同去。当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为了娟娟，互相搀扶着在寂寞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行走，我们隐隐感觉，这二女一男之间，似有某种神秘联系，好像前世有过什么缘份似的。正暗合《再生缘》一戏的情节含义。
又，根据“总司令”的叙述，黑窝主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耍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他回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为什么柯老雄不肯要丽君。心梅这些个有风头的酒女，偏偏选中显然不大出色的娟娟？这也是“天命”吧？或者娟娟也是在死的凤娟冤魂，来身柯老雄讨债？
如此看来，娟娟确实好像不单是五宝一人的冤魂，而是天地之间所有冤魂的总合，我上文已经讨论过，在作者视界中，人，一生下来，身上就烙有孽痕——人类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孽。而这“孽”，就是人类的兽性或肉性。人既不能超脱“肉”而存在，就根本无法法除这个被迫加诸身上的冤孽，所以从作者观点而言，全人类的灵魂都是“冤”魂，而娟娟，既代表所有的冤魂，也就变成了全人类的象征。于是《孤恋花》这篇小说，从一个酒女的故事，引申扩大，成为整个人类的故事。成为一个天长地久、永无止息的人类悲剧。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不是娟娟，不是五宝的鬼魂，而是全体人类的“冤孽”。
还有一点我也顺便一提。我们中国古代神话，认为人间乱世，和“冤魂”有关，《西游记》里，唐太宗游观地府，阴司的崔判官就提醒他回阳间以后，做个“水陆大会”，超度“那无主的冤魂”，因为，“若是阴司里无报怨之声，阳世间方得享太平之庆”。白先勇在《孤恋花》里，似亦取用同一神话含义，影射我们今日社会之混乱。然而除了这么一点暗示性的社会批评，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写实意义，我们不宜将它归为社会写实小说的类型。像柯老雄那样凶蛮下流的黑心野兽，像娟娟父亲那样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要强奸的丧心病狂，用来影射人性恶的一面，十分适当。可是如果我们偏要用纯写实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太缺乏普遍性。而且会误解作者选用这样的人物题材，是想以色情暴力刺激读者的感官。
本来，像这样一个“鬼故事”，也不可能是“写实”——除非解释为“心理之写实”。在西洋文学里，也有不少以人性善恶或灵肉对争为主题的小说名著，内容牵涉到鬼魂或其他“超自然”（Super natural）力量。例如亨利·詹姆斯的《碧庐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王尔德（Oscar Wilde）的《陀利安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这些都是。为什么如此？这，大概是因为，一谈起“灵”和“肉”，就是触及人类生命最根本的奥秘；而要表现解释这样一个无可理喻的生命之谜，即使天下最高明的作家，也不得不借助于鬼神吧！
《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epilogue）。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 ，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 ，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 ，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