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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收获物的1/3到1/2交给封建主。这种制度是由封建地租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它的出现，为德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以上就是十五、十六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但德国经济发展的弱点是极不平衡，大城市多在边境地区，主要经营对外贸易，和外国的联系比本国密切，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像伦敦、巴黎那样发展成为国内的工商业中心。英法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德国恰恰相反，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却形成许多利益各不相同的地方集团，这些地方集团毫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因此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虽然德国从十世纪起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从没有形成集中统一的中央政权，全国分裂为七大选侯、十几个大诸侯、二百多个小诸侯和上千个独立的骑士领地，诸侯对皇帝实行分权，在领地内则实行集权。帝国城市和骑士往往各自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和诸侯或皇帝对抗，皇权很弱小，其地位和诸侯相差无几，始终不能实行中央集权，国内关卡林立，没有统一的币制和关税。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皇帝、诸侯、骑士、城市间的冲突和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德国十六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结束诸侯的分裂割据局面，统一国家，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2、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参与者）
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德国社会各阶级之间显现出了尖锐、复杂的矛盾。
在统治阶级中，最有实力的是诸侯，他们在自己领地内享有收税、铸币、司法特权，并且拥有常备军，可以自行宣战媾和，他们对上要求分权，对下则实行集权，迫使城市和骑士服从其统治，实际上享有独立王国君主的权力，他们是德国分裂割据的罪魁祸首，也是革命的对象。低级贵族即骑士，大部分靠为诸侯服务维持生活，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增大，火药武器的改善，使得骑士变成了多余的阶层，他们既有不满诸侯专权、要求驱逐教会势力、结束诸侯割据统一国家的良好愿望，也有要求统一后德国实行贵族民主制、提高骑士地位并保存农奴制的落后、反动主张，可是由于他们经常洗劫城市，抢劫来往商旅，不断与城市发生纠纷，因此，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农民和市民的支持。
僧侣分成了两个极不相同的集团，僧侣上层组成贵族集团，包括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等，他们是大地主，其中许多人也是诸侯，他们不仅用世俗诸侯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且利用宗教迷信压榨人民（如驱逐出教、贩卖赎罪券等），除剥削一般租赋外，还抽取什一税，因而这个集团也是德国社会各阶层和阶级强烈痛恨的对象。僧侣下层组成平民集团，包括城乡传教士，他们收入微薄，生活困苦，与下层人民接触最多，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其中许多人往往参加了反封建斗争，有的成为农民运动中的宣传家和领袖。
城市的阶级关系也有很大变化，城市贵族是城市的特权阶级，他们把持城市政权，控制城市的经济命脉，用各种方法剥削城市劳动人民和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政治上站在诸侯一边。市民阶级人数较多，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商人和新兴的手工工场主，并且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但德国的市民阶级还不成熟，多数只关心地方利益，激烈反对高级僧侣，要求废止其审判权和免税权，少数激进分子则要求建立“廉俭教会”，实行国家的中央集权。城市平民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破产的行会师傅、帮工、奴仆和无业流浪者，他们是没有财产、没有任何权利、不属于任何公认等级的下层居民，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战争爆发后他们积极支持或参加农民战争。
农民是人数最多和受苦最深的阶级，本来十三、十四世纪德国农奴制已消失，农民事实上成为自由的人，但后来随着德国南部莱茵河畔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这里的封建主羡慕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迫切需要金钱，而钱只有农民能供给，于是开始对农民进行新的压迫，除向他们勒索货币地租和苛捐杂税外，还竭力增加地租和徭役，力图把自由农再度变成依附农，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自己的土地。在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中，教会封建主首先是大家痛恨的对象，德国由于政治分裂，罗马教会势力特别大，它每年从德国搜刮和劫走大量财富，人称德国是“教皇的乳牛”，是罗马最忠顺的奴隶，因此，在德国，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往往就和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密切相关，它激发了民族意识，使革命较早成熟，从而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即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
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首先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宗教改革的最先发难者是马丁？路德。1517年10月，教皇立奥十世派特使去德国出售赎罪券，欺骗人们说“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跳上天堂”，这种敲诈勒索的伎俩，使本来已经痛恨罗马教廷的德国人民终于怒吼了起来。1517年10月30日，路德写了《九十五条论纲》，第二天中午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要求公开辩论赎罪券问题，他说：当钱投入钱柜的叮当作响时候，增加的只是贪婪爱财的欲望，而不是灵魂升天；他认为出卖赎罪券是“欺骗”和“捏造”，是犯了错误，是宣传与“基督教不符”的道理。这种论点对教皇和天主教会是一个沉重打击，无疑是一次思想解放，从此有了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而这也立即在德国引起了燎原大火，农民、平民把它看成起义的信号，市民、骑士甚至部分诸侯也卷入了反教会的浪潮，顿时，路德成了各种反对派团结的中心，《九十五条论纲》也成了各派的共同纲领，两个星期便传遍了整个德国。1519年6月，教皇的代表同路德在莱比锡举行了辩论会，路德说，教会的权力不是神授的，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会的基础是耶稣而不是教皇奠定的，信徒不服从教皇也可得救，康士坦茨宗教会议宣布胡斯为异端是错误的，因为胡斯的许多主张是基督教的真理。路德公开为胡斯翻案、否认教皇和宗教会议无上权威的行动，标志着他已经和罗马教皇正式分裂，同时也使他声望大振，教皇在德国的特使在一份报告中说：德国的形势十分严重，十分之九的德国人高喊“路德”，剩下十分之一的少数则高喊“罗马教廷该死！”。1520年，路德先后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基督徒自由》、《教会被掳于巴比伦》。后两篇文章是路德的宗教纲领，前一篇则是政治纲领，也是德意志的独立宣言，书中号召德意志贵族联合起来，反对教皇，解放德国，要求停止向罗马缴纳教会税，结束罗马任命德国主教的权力，除加冕礼外教皇没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力，取消皇帝吻教皇脚和为他扶缰引马的规定，减少节日等，但路德的要求仅停留在独立上，对消灭诸侯割据实现统一却只字不提。
1520年9月，教皇发布了开除路德教籍的“破门令”，路德也针锋相对，于12月10日在维登堡当众焚烧了教皇的命令。1521年4月，教皇又勾结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前去认错。但路德在会上宣称：“除了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后退，因为我们决不违反我们的良心。”5月8日，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敕令，规定5月14日以后捉拿路德，路德于是改名换姓，躲进了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此后，他一直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民族语言的统一为以后各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纽带。
沃姆斯会议后，由于路德投入了诸侯怀抱，革命运动因此发生分裂，1522年9月，骑士阶层单独采取行动，举行了暴动，但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彻底失败。随着革命的深入，路德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他一再撰文攻击闵采尔和起义群众。他的背叛，把市民阶级的运动出卖给了诸侯，而德国的农民和平民，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把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活动的评价：第一，路德一生的活动确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如他酝酿了宗教改革思想，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等，但也有不少应该揭露和批判，如他维护诸侯的利益，背叛人民等，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应给以过高评价。第二，他不是“封建主义社会崩溃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这场变革的开拓者”，只不过是宗教改革的引发者，因为他从未想到对现存社会作根本的、制度上的改革。第三，他并没有要求运用国家暴力去推翻这个罪恶的社会，相反，而是要维护这个罪恶的社会，他虽然宣扬过暴力，但他是要诸侯和国王掌握暴力，而对农民和平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竭力反对。第四，对于他后期翻译圣经和改革宗教的活动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和赞扬。
3、托马斯？闵采尔的宗教改革。闵采尔曾是路德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但当1520年路德抛出三篇调子越来越低的纲领性著作后，他开始对路德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1523年初到1524年夏，闵采尔在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镇任牧师，在这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革命的宗教和政治理论。在宗教理论上，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反攻，他认为天主教宣传“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破房子应拆掉重建，不能刷白粉；路德不敢把信仰解释成理性，他却认为信仰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