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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再使一点儿劲，”儿子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给你录音，你就给孙儿们说些啥子吧。”
“要是你能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就再好也不过了。一个简短的句子，或者，一句革命口号也成，来吧！孩子们将会晓得，他们的爷爷不再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儿子大声说着，仿佛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录音师。
一阵微微的颤抖掠过了牧师的嘴唇，几乎难以发现，但是他的嗫嚅却听不见。在一分钟期间，他不知在喃喃地说着什么，反正谁都听不明白。即便连那个老妇人，她也承认听不懂他的话。
然后，他又昏迷过去。
42．用巴尔扎克找到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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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儿子倒回了磁带，全家人又一次听着这神秘的信息。
“这是拉丁语，”大儿子说道，“他在用拉丁语做他最终的祈祷。”
“这才是他。”老妇人说着，用一块手绢轻轻地擦着老牧师被汗水浸湿了的额头。我站起身来，一言不发，朝门口走去。就在这一时刻，出于纯粹的偶然，我突然发现了那
个妇产科医生的身影，他穿着白大褂，从门口走过，恰如一次菩萨显灵。就像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看到他最后吸了一口烟头，然后，慢悠悠地把烟从嘴里吐出，扔掉烟蒂，消失了。
我急忙穿越病房，撞翻了一只酱油瓶，被地上一只空锅绊了一脚。这一眨眼工夫的耽误实在是要命，等我冲到走廊中时，已经太晚了，医生早就不在那里了。
我挨着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寻找他，见人便问有没有见到那个医生。最后，一个病人用手指头给我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
“我看见他走进了那里，那个单人病房。听说，那里头送进来一个工人，是红旗机械厂的，被机器切掉了五根手指头。”
走近那个房间时，我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号叫声，尽管房门紧闭着，那哭叫声还是传了出来。我轻轻地推了一下房门，门毫无抵抗就悄悄地开了，一点儿声响都没有。
医生正在给受伤的工人包扎，那工人坐在床上，脖子挺得僵僵的，脑袋向后仰着，靠在墙上。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光着上身，肌肉发达，脸色黧黑，脖子粗壮。我走进了房间，把门在身后关上。他那血淋淋的手只包了薄薄的一层纱布，白色的纱线上满是鲜红的血，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落在放在床边地上的一只搪瓷盆里，滴答滴答的流血声混杂在他的呻吟中，像是一座走得不稳的挂钟发出的声音。
医生满脸倦容，失眠引起的，就像我上一次在门诊室里看到他时那样，但是，他已经不那么漠然，不那么“遥不可及”了。他展开一大卷纱布，为工人包扎着受伤的手，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在场。我的羊皮袄对他不产生任何的效果，因为他不得不专心致志地忙于紧急处理。
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然后，我走近病床，以一种几乎可说是潇洒大方的动作，把那支香烟——我仿佛把它看成我那个小裁缝朋友可能的救星——塞到医生的嘴里，不，是塞到他的双唇之间。他朝我看了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一边继续包扎着，一边吸着烟。我又点燃了另一支香烟，把它递给受伤者，他用他的右手接过。
“帮我一下，”医生对我说，并递给我一段纱布的头，“把它捏紧了。”
我们分别站在床的两边，把纱布朝自己这边拉紧，这架势就像是两个人正在用一根绳子捆扎什么行李。
流血减慢了，受伤者不再呻吟。那支香烟落在地上，他突然就睡着了，医生说，麻醉开始起作用了。
“你是哪一个？”他问我，一边问，一边不停地为那只手包扎上纱布。
“我是在省医院工作的一个医生的儿子，”我对他说，“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他叫啥名字？”
我本来想告诉他阿罗的父亲的姓名，但是，我父亲的姓名早已脱口而出。接下来的，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我感觉到，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而且还知道他的政治挫折。
“你找我想要做啥子？”他问我。
“是我的妹妹……她遇上了一个麻烦……月经有些问题，有几个月没来月经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冷冷地对我说。
“为啥？”
“你父亲没有女儿。你走吧，你这个撒谎的人！”
说这最后两句话时，他并没有高声地嚷嚷，也没有用手指头指着门口，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是生气了；他真该把烟头扔到我的脸上。
我的脸一下子羞得通红，走了几步之后，我朝他转过身子，我听到自己对他说：
“我建议我们来一个交易：假如你能帮助我的朋友，她将会感激你一辈子，我还会给你一本巴尔扎克的书。”
突然听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他的心里感到了多大的震惊啊！因为眼下这一时刻，他正在县医院，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在这个离巴尔扎克的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为一只受伤的手做包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犹疑之后，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是一个撒谎的人。你怎么可能有巴尔扎克的书呢？”
我没有回答，而是脱下了我的那件羊皮袄，把它翻过来，给他看我抄写在光羊皮上的巴尔扎克小说；皮袄上的墨迹比起以前来，已经变得有些淡了，但是依然还能认读。
他一边开始读手抄的小说，或者不如说，他一边做着笔迹的鉴定，一边掏出一盒香烟，递给我一支。他抽着烟匆匆地浏览了一遍。
“这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他喃喃说道，“我认出了他的文笔。他跟你的父亲一样，可怜的人，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哭了。我很想止住我的哭声，但是，我做不到。我像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起来。那些眼泪，我相信，不是为小裁缝，也不是为我要完成的使命而流的，而是为了我并不认识的巴尔扎克的译者而落的。这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最大安慰吗？
在这一瞬间，我感到的激动甚至令我自己都万分惊讶，直至今天，它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甚至让这一邂逅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黯然失色。
43．故事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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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之后，礼拜四，由这位兼科医生和文学爱好者约定的日子，小裁缝装扮成一个三十岁的妇女，脑门上围了一条白布巾，迈过了手术室的门槛，而与此同时，因为让她怀上了孕的事主还没有回天凤山呢，我便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等了三个小时，被门后面传来的各种声响弄得提心吊胆：遥远的、模糊的、沉闷的声音，水龙头的流水声，一个陌生女人尖利的喊叫声，女护士们听不见的低语声，匆匆的脚步声……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当最后我被允许进入手术区时，那位妇产科医生正在一个充满了苏打水气味的大房间里等着我，房间的尽头，小裁缝坐在一张床上，正在一个女护士的帮助下穿衣服。
“告诉你吧，肚子里是一个女娃儿。”医生悄悄地对我说。
他嚓地一下划燃了一根火柴，点了一支香烟，开始抽烟。
除了我当初答应的，即那本《于絮尔·弥罗埃》之外，我还给了医生那本《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个时代中我最爱的一本书，同样也是那位傅雷先生翻译的。
尽管刚刚动了手术，行走有些困难，小裁缝走出医院那一刻的轻松心境，真有点像一个本来受到威胁要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却被认定无罪而离开法庭的人。
小裁缝拒绝在小旅店中休息，她坚持要去公墓中看一看，看看两天前刚刚埋葬在那里的那个牧师。在她看来，正是这位牧师把我引向了医院，并以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下了我跟妇产科医生的邂逅。我们用剩下的几个钱，买了两斤橘子，作为祭品摆在他的坟前。这是一座水泥砌的、微不足道的甚至是小里小气的坟。我们很遗憾不懂拉丁语，无法用这种语言，用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过的这种语言，为他做一次追悼祈祷，请求上帝保佑他，或者诅咒他一生扫大街的不幸命运。我们再三犹豫着，不敢在他的坟前发誓，有朝一日要好好学一学拉丁语，然后再回来用这种语言跟他说话。经过一阵长时间的争论，我们决定不学拉丁语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课本（兴许还得去四眼父母那里再尝试一次新的偷窃），而且，尤其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能教拉丁语的老师，在我们这个地方，除了老牧师，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懂得这门语言。
在老牧师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份，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关于他个人生命的任何信息了，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宗教活动。只有一个十字画在上面，是一个红颜色的普通十字，就仿佛他生前曾是一个药剂师或者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