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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是的，是我对这个命令有非议……”洛巴切夫微笑着斜瞥了集团军司令员一眼，又看了看参谋长。
“我没听你说过这种话。”卢金严肃地说。
“我也是。”沙林咳嗽了一声，喷出一口烟来。
“聋了，是吗？”洛巴切夫满意地笑了。“是由于轰炸，或者胆怯，就不正视真理了吗了”
卢金猛然用靴跟踩灭没拍完的香烟，气哼哼地责怪洛巴切夫说：
“政委，我不喜欢你故弄玄虚！……现在不是猜谜的时阅。”
“好吧，不故弄玄虚，也不猜谜。”洛巴切夫平静地望着他们。“我们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了采取措施坚守斯摩棱斯克北区，还报告了尽一切可能将法西斯德军赶出南区……是这样吗？但我们只字不提对我们的批评。沉默就是同意……我可不同意……但主要的还不在这里。”
“在哪里？”卢金问，感到不得要领。
“问题在干，应当在作战条件下让指挥员尝尝惊吓的味道。这种方法可以使人失去理智……必须知道，吓破胆的指挥员是搞不出多大名堂来的，、而且他的情绪也必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
“别烦人了！”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打断洛巴切夫的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尽可能通过直通线路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布尔加宁同志通一次话。”
“等到线路的那头回了话，我可就吃不消了。”卢金大笑起来，令人觉得这是发自内心的笑，他郁积在胸中的紧张情绪经此一笑顿时消失了。“你算说对了，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我在舍佩托夫卡以西的时候，真被这惊吓弄苦了。在那个地方，只要一提‘包围’这个词儿，就心惊肉跳。”
“我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洛巴切夫摊开两手。“我说的是，一个指挥员履行他自己做出的决定，重任在肩，却又胆小谨慎起来。我们接到命令后，就可能产生这种胆小谨慎……”
“好，去吧，去找布尔加宁同志谈吧。”卢金站起身，向大汽车走去。“虽然你是对的，但仅仅在一点上。当命令把以巴甫洛夫大将为首的前西方面军领导送交法庭时，我们虽然为之深深惋惜，不是自己也心有余悸吗？红军的指挥人员不是都震惊不已吗？不是使有些人清醒了吗？……为什么说总司令的这个命令无济于事呢？既然命令无可非议，我们就应当更严厉地要求……”
“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我说的是命令的精神，而你却咬文嚼字。”洛巴切夫也站起来。“我担心引起部队的怯战情绪，恐惧是人的七情六欲中最敏感的情绪，历代和各国兵家视为大忌……比如都知道，没见敌军的人当了逃兵，让他们回来参加战斗最难。见过敌军和与敌人厮杀过，甚至打过败仗的人，会回来得快些。而根本没见到敌军的人，求战心可能更强些。对有些人来说，恐惧比死亡更难以忍受！……”
卢金对这套长篇大论没来得及回答．这时有个面色苍白，清瘦，带着红袖标的中尉来到他面前。他要求晋见将军，递过一页散发着浆糊气味的电报。卢金把电报象猜译密电码一样看了良久。然后把这页纸递给洛巴切夫。
“这儿很有点证实你今天这番宏论的东西。”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的话音里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情绪。
洛巴切夫读道：“‘马雷舍夫炸毁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干扰了斯摩棱斯克秩序的恢复，予以逮捕，着送方面军司令部……’签字：‘方面军检察长……’”
“但是，马雷舍夫上校是奉我们的命令干的。”沙林上校提醒说。“我和工兵主任共同起草的文件……当然，我们当时对马雷舍夫说过，待方面军司令部‘批准’后，这个命令才能生效……”
一阵令人烦恼的沉默，好象大家都感到内疚、惶愧。
“拟一份向检察长做解释的电报。”卢金紧皱眉头，打破了沉默，命令参谋长去办，尔后用略带嘲讽的眼光看着洛巴切夫说，“带政委金星的预言家……”
“预言家又怎么样？”洛巴切夫笑着说。“有一次，列宁同志本人有一件事就让我猜着了！”
“哎，别瞎胡扯，”卢金提醒洛巴切夫，但又用赞赏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因为他喜欢听他讲自己父母双亡的苦难童年，讲他饥饿的、战斗的青年时代，特别是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在克里姆林当学员的那段时期，他曾不上一次地在列宁住宅附近的第二十七号哨位站过岗，多次见过领袖，聆听过领袖的教诲。
“当然，我那次猜测不完全是针对列宁的，”洛巴切夫纠正自己的话，“而是针对我的朋友们的，他们想简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缴党费的手续……”
传来阵阵越来越大的发动机声。这声音传播开去，好象回荡在四周的整个空间，而且逐渐更清晰，更令人毛骨悚然：透过树木的繁枝密叶依稀可见，有六架“容克”式飞机正沿着明斯克至莫斯科公路干线，几乎超低空飞来。负责掩护这片森林的高射炮手们没有对这些诱人的目标开火，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以前，不能开火暴露司令部所在地。
“飞过去了……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讲下去吧。”沙林上校看了看手表，催促洛巴切夫说下去，他和所有参谋长一样，总感到时间不足，所以极端珍惜时间。
“是这样。”洛巴切夫看到大家这样有兴趣听，满意得直搓手。“我们在克里姆林宫有党的分区委员会，我们的指挥员和学员们的党的关系都在那里。列宁的也在那里。我们的连长是格里高里·安东诺夫，他是分区委的财务委员。有一次，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纳党费最认真，可是他太忙。我看是不是建议他派秘书来送党费？’我当时就不客气地对安东诺夫说：‘列宁同志一定会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会把党证随便交给别人的……’果然列宁就向安东诺夫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真的！”
“真有趣。”卢金郑重其事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不光叫你军事委员了，还应该叫你集团军的大预言家。”
“你们知道吗？我怎么会猜着列宁要说这番话的？”洛巴切夫兴高采烈地问。“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理发馆，我想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理，我说：‘您坐下理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等一下’，可是他说：‘按顺序理发，这是制度。订了制度就是为了让大家遵守……’，于是，他就让我坐下先理……我说，兄弟们，为了纪念列宁，那次理的发我总舍不得剪去，留下了我一生中最长的发式……”
第四章
夜里，又收到一份铁木辛哥元帅发来的电报。从内容看，卢金将军猜想得出，方面军司令部里的气氛一定非常紧张，而铁木辛哥本人早就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了。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恍恍惚惚觉得，“上边”对他仍然抱有成见。卢金以为，假若换一个有过另一番生活经历的人在这个集团军司令的职位上，军事委员会就不会以这样的口吻来威胁他，说他这个集团军如果夺不回陷于德军手中的斯摩棱斯克，就要送交军事法庭论罪。这猜想终于被打消，因为正当他要抽空稍睡片刻的时候，忽又被一股残酷无情的力量拖住，让他反复思索新收到的这几份电报，唤起他心头的痛苦，回想才不久发生的往事。
但是，这“才不久”的往事已在记忆中变得模糊而遥远，如同半被淡忘的梦境一样。现在，这段往事又使他痛心疾首，跨过破败的危桥，悄然来到眼前，与他想象中的灾难融为一体，说不定，他会碰上同西方面军第一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一样的厄运。
内心的创伤总是令人难忘的。直到今天，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一想起一九三七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无法平静。他常忆起当年任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党内追究他“丧失阶级警惕性”的情景。祸端由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封信引起。根据这封信肯定，好象卢金旅长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哈尔科夫任步兵师师长期间，同一个铁路局局长和一个军区的政工人员来往密切，而这两个人后来经揭发，是人民的敌人。
结果，为这件事，他在党内被立案审查。
起初，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认为此事未免荒谬。而且，旁人也好心地开玩笑，说这回可找到了整首都卫戍司令的岔子了。谁知竟然召开会议。报告人开始煞有介事，绘声绘色说明事情的原委，查明卢金师长涉嫌同现在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敌人往来密切。他身为莫斯科卫戍司令隐瞒了这点。这一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顿时会场哗然……突然有人“恍然大悟”，推波助澜，议论纷经，想象得越来越离奇……卢金和与会者之间出现了真空地带，逐渐地好象开始向这里浇注起隔阂的水泥。水泥凝固，空旷之地筑起了一道对卢金怀有敌意和戒心的不可逾越的高墙。于是，造成了难以摧毁的社会舆论壁垒。后来，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都无法弄清，这壁垒是怎么筑起来的，对他的指控根据又在哪里……更出奇的是，“被告”竟然也感到自己有罪，甚至为自己的罪过深感愧疚，虽然他并不知道这罪过的实质又是什么……总之，一切都是无中生有，尽管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说过，凡事总要有所依据。
当时在果有人能以清醒的目光，冷眼观察这个党的会议，也许会扭转局面，许多问题也一定会令人觉得荒唐可笑……可惜没有这种人……结果，受到党内严厉处分，进而调离莫斯科卫戍司令岗位。
后来，卢金旅长在烦躁不安、无所事事、苦思苦想中度过了几个月，由于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努力，被调到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工作。当时只能忍气吞声，因为那是虽然无端受控，也要忍辱负重的阴暗年代。照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