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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了严重的肺炎和脑衰竭，以后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用脑了。一听这话我比许有文还急，连脑子都不能用了，那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啊？我这婚不是结得更不合算了吗？好在还有那部正待出版的長篇，也许能发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册，财源滚滚，到那时﹐一切都好说了。
人不走运，喝凉水也塞牙，脚后跟能踢伤后脑勺。《小姐坐台》最终因为总编不同意而不能出版。我是那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用书面语言叫“具有顽强的意志”。我不能这样轻易放弃了。这两年多的经历告诉我，女人只要善于独辟蹊径，死了的人也可以叫他活过来。我敲响了文艺出版社总编的门。一听我是《坐台小姐》的作者，他惊讶得有几秒钟仿佛断了电。是因为我的美丽（我希望如此），还是把作者与里面的主人公作了一些联想？我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姿态﹐说自己也感到这部小说有许多不足，但自己也说不好，想改也无从着手。总编连说：一样的一样的，作者都是如此，再好的医生也不能治自己的病嘛。他对小说印象很深，他一条条说里面的不足，我就坐在他对面向本子上记。记了一会儿我说：你们的空调真热。我把羽绒服脱了，只穿着那件薄薄的毛衣。此后﹐总编辑的指点就没有开始那样条理了。到了下班时间，我说：总编，我想请您吃顿饭，请您千万不要拒绝噢。总编说﹐这怎么成？这怎么成？不知是问我还是在问他自己。我要帮他找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说：总编，我请您吃饭不是白请，今天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您要一边吃饭一边指点我噢。这个缀音“噢”字我是跟北京的一个女记者学的，用得恰到好处，能把人衬托得现代而且纯真。我发觉老头子大都喜欢这个字带来的效果。
我带总编去一家店面很小但很干净雅致的酒店吃饭，挑了一个小房间，但两个人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吃罢饭我邀他跳舞。跳了一会儿﹐我就说：写作真累啊﹐我都有种撑不住的感觉了。说着顺势把头靠到他的肩上。总编个子比我矮，我的腮正贴在他的耳边，当我把两只颇有杀伤力的乳房紧紧贴到他的胸脯上时，他的手轻轻抖了一下。那一刻我就明白，老头被我攥到手里了。
大概是在四天后﹐我把总编诱上了床——说床似乎不合适，因为那是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我用诱这个字，是因为总编是个很传统的人，在我脱下衣服的时候他大概还没拿定主意。也许是年龄的缘故，但更可能是心理的缘故，我們短兵相接的战斗只持续了几分钟。总编一面收拾衣服，一面清醒过来，大概此时他后悔了。有许多时候我不明白，贞节妇道之类不是男人套在女人身上的枷锁吗？不是伪道者挂羊头卖狗肉的谎言吗？怎么有些男人比我们女人还在乎？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他大概担心自己的放纵会给出版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他依然建议我不要急于出版，起码要认真修改一下。不要急于出版我干吗采用非常措施？我说我会认真修改的，修改完了呢？他说你再把稿子送编务室，到时候我同意就是了。他直接同意不就行了吗？修改那是没必要的，因为按照他的意见怕是要把卖点都改没了。
下面的一切都很顺利，许有文的那个朋友对这部书信心很足，书还没出版，就发动他所有的关系进行炒作。书出版后，果然行情不错。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最好争取相关部门把这书列为禁书。我听了大吃一惊，列为禁书那不前功尽弃了吗？他说有幸列为禁书，你会一夜之间成名的。现在的读者是越禁的越读，书商们是越禁的越卖呢。比如《金瓶梅》，为什么知名度那么高？头号禁书嘛。他说：“如果运作成功，书的发行主要靠二渠道，也就是书商。利润书商六成，你二成，另二成嘛，君子算明账，就归我了。如果你同意，我就开始运作。”我稍作犹豫，表示同意。
这件事运作得不是很成功，相关部门的朋友说，现在这事情很敏感，弄不好弄巧成拙。最后想了一个变通的措施。几天后要召开纪念毛泽东某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会议，他在发言时要强调大力弘扬主旋律，然后举《小姐坐台》为反面例子，娱记们则给做做文章，起到列为禁书的效果。那个座谈会是在五月初召开的，第二天省城几家报纸都登了《〈坐台小姐〉应当禁》的报道，认为这种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用身体写作”的所谓作品越来越多得到出版，是与弘扬主旋律背道而驰……
效果果然极好，二渠道的发行捷报频传。一个多月的时间，竟然卖出十万多册，加上出版社的稿费版税，我便有了五万多的收入。这更坚定了我立志成为美女作家的信心。
六月的一天，文联请了一位大学教授，讲跨世纪文学创作趋势。他提到自己正在着手准备写一部现代情感小说，我的心跳起来。我婉转曲折地向人打听到，教授的妻子正好出国了，要三个月才回国。教授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留学，女儿远嫁上海。也就是说，目前教授独守空房！报告结束，我立马撵上教授请他给我签名。教授虽然颇有名气，但被追星样要求签名大概还是第一次，他有些激动，写的字就更加歪歪扭扭。此后我又几次给教授打电话，教授正有我所希望的热情，甚至约我去他家“研讨”。我欲擒故纵，隔了一天，在教授再次邀请时才如约到他家里﹐向他请教情感小说的创作。我特意穿了那件开胸很低的裙子。教授侃侃而谈，一双眼睛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在我的胸口扫描，仿佛那里就有一部情感小说。临走的时候﹐我留下一本《坐台小姐》请他指正，说抽个时间再登门请教。听到我的这番话，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过了四五天，他打我的传呼，说已经拜读了，有很多想法想和我探讨。当然我知道他真正想探讨的是什么。我们探讨了不长的时间，教授竟出人意料地像外国戏里求爱一样跪到我的脚下，我遇到过的最多情的男人也没有这般举动，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说﹐我把您当作可敬的老师，您怎么有这种想法？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教授说我把你当成天使了，当成心肝宝贝了（教授此时没了讲台上的妙语连珠，用起了大俗人的大俗语）。他说他对老婆早没了冲动，而一般女人他又提不起兴趣，但在第一次看到我时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说着就急切地解我的裙子。我说：其实我也为你的渊博和风度倾倒了。但今天不行，今天我心情不好，过些日子再说吧。他问有什么事让你发愁？我说有家出版社约我写部情感方面的小说，都催好几次了，可我心里还没个数。他说：这有什么好愁的﹐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正符合出版社的要求，写完了我就送你作礼物吧。我说这怎么行？身子却软软地靠到教授身上了。我倒不是作态，我实在为自己牢牢抓住了这个机遇而极度兴奋以至要休克了。
教授的创作很顺利，他说我给了他灵感和创作激情，一个多月就写了近十万字。照此进度，在他的黄脸婆回国前就能完成。我已经在着手准备接受记者采访的答词了。一天中午﹐教授打电话來说﹐今天他缺乏创作激情。那么﹐只有我上门给他送激情了。这些天来我几乎是随叫随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要有收获就要有耕耘。教授耕耘我的身体，我收获教授的小说﹐这没有什么不公平的。然而那天我们正忙着耕耘时，门锁忽然响动起来。教授只来得及穿上一条裤腿﹐他的黄脸婆就从天而降了。女人的衣服更麻烦些，我几乎仅仅遮住了几个关键部位。黄脸婆脸并不黄，而是个雍容华贵的妇人。她走到我面前左右开弓给我两巴掌。我自知理亏，但却不能露出我的心怯。我说：你凭什么打我？他已经不爱你了，他要娶我，我们顶多是未婚同居。是吗﹐教授？我看着还有些惊惶失措的教授，示意他把床上对我说的话重复给他的黄脸婆听。教授对老婆说﹐我们好聚好散，我的确已经爱上她了。黄脸婆万分失望，说﹐我接到电话还以为是这个婊子勾引了你，没想到你也竟然这样无耻！知识多并不代表有智慧，黄脸婆是博士生导师，处理这件事却是非常的没有竞争力。黄脸婆断然决定和教授分居，倒没有一哭二闹三上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她大概是要以自己的开明争取教授浪子回头。教授不受干扰，正好继续创作。
风平浪静过了近两个月，小说快要脱稿，出版社也已经联系好，只等最后一章完成。但这一天黄脸婆又把我和教授堵在了屋里。这回她没闹。她说我请你们看几部电视片。电视片是用眼下最先进的针孔摄像机拍摄的，不是很清晰，但一男一女床上的镜头却也清清楚楚。女的是我，不容置疑，男的不是教授也同样不容置疑！我小看黄脸婆了。这两个月来，她雇了人一直在跟踪我，拍下了上百张照片，把我与一位娱记（他答应要全力宣传我和我将要出版的作品）、作协副主席（他答应要为我召开一个高档次的作品研讨会）床上的切磋都拍了片。
一切努力化为东流水。黄脸婆把那些录像和照片广为散发，我脸皮再厚也没法出门了。这时我给丈夫许有文打了个电话。打电话时我哭得很伤心，我为自己被人耕耘而没有收获而发自内心地哀伤。许有文显然理解为我是在忏悔过錯。这也正是我要的效果。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外租房子住，我已经对他说过，缘分已尽，我们还是准备离婚吧。倒不是为了和教授结婚，关键许有文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
在电话里﹐我说我不想活了。然后我好像不经意地告诉了他我的地址，然后我服下三粒安眠药，把一个空药瓶摆在床头。许有文把我送进医院，让我饱尝清洗肠胃的滋味。出院后﹐他说一切都已过去了，我还是他深爱的妻子。
孔雀（1）
司马愚
男，又名章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