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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中共主要领导人并没有考虑向苏联一边倒，与美国搞敌对，相反，此时的中共领导更想与美国搞好关系，设想借助美国的经验搞经济建设。中共当时的主要领导毛泽东在与苏共的长期交往当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学“洋派”的苦头，基本上，毛泽东是在与苏共势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斗争中逐渐掌握中共领导权的，因此，与莫斯科长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时代也与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看到过美国的大手笔援助，也了解美国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时，毛泽东曾让周恩来对美国人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的经济薄弱，贫穷落后，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一下子建设那么好的社会，在现阶段，中国还应该借鉴比苏联社会主义较低阶段的美国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言语之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想与美国搞好关系，把传统的中美友好继承下去的愿望。
但是，美国囿于意识形态成见，全然不理会中共传递的信息，在与国民党的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了国民党。中共胜利之后，美国又拒不承认中共的合法性，开始封锁中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亚洲最大的敌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阻挠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
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第八章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洲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原来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二战后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与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的情形是，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这个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面所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基督千禧国的梦想。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