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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便也十分快活。又看那屈道生有飘飘欲仙之概，便也待他亲厚起来。
道生与南湘并坐，便问道：“令尊到任可有些施为？请把善政讲讲。”南湘道：“家严初任外官，况且才三个月，尚未办什么事，就访得了一个土豪、两个蠹役，地方上很称快。制台写信来，也说了几句好话，其余也没有什么。”道生道：“我知道你令尊是耿直人，定有作为的。说起土豪、蠹役，何处没有？即如江西，我到任的时候，那土豪、蠹役最甚，民遭其殃者，不计其数。一连七任知县都装聋作哑，不敢办他，因此越发胆大了。有个口号：‘东乡有一虎，西乡有一狼，虎食人之肉，狼食人之肠。狼虎食完剩残血，犹饱馋蛇与饿蝎。公门荡荡开，蛇蝎齐进来。县官坐堂如土偶，蝎爬其背蛇盘首。’那狼、虎是土豪，蛇、蝎是蠹役。东乡的捐了个卫千总，西乡是亲兄弟。一个武举、一个武生，他手下的都是贼盗，他作个窝藏盗首，结交了东乡虎，包揽词讼，把持衙门，又有蛇、蝎二役勾连。我到任时，查三年之内已换了七任知县，盗案、命案共有二百余件。我费了半年心力，办了这五个人，已后就太平无事，也没有个命、盗案出来。”子云道：“这功劳却也不小，感恩受惠的人也不止一县。”道生道：“我也不敢居功，地方上应办的我总要办，尽力作去，也不管身家性命，且到什么地位再说。”又与诸名士谈讲了好些事情。
子云见上菜的家人一件新衣上爬着个虱子，候他上好了菜，叫他拈掉了。道生即问关子玉道：“世兄博览经史，不知方才这个虱子见于何书为古？诗词杂说是不用讲的。”子玉劈头被他一问，呆了一呆，想道：“这个字却也稀少，他说见于何书为古，这些扪虱、贯虱就不必讲了。”婉言答道：“小侄寡闻浅见，读书未多。见于书史者也只有数条，大约要以阮籍《大人先生论》‘君子之处域内，何异虱之处□中’为先了。”南湘道：“还有《史记》‘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道生道：“此二条尚在《商子》之后，古有虱官，见于《商子》。《汉书艺文志》传《商君书》二十九篇，后来亡其三篇，只传二十六篇。内有仁义礼乐之官为虱官。杜牧之书其语于处州孔子庙碑阴曰：‘彼商鞅者，能耕能战，能行其法，基秦之强，曰：彼仁义虱官也。’盖仁义自人心生，犹虱由人垢生。译虱字之义似易生且密之意，不知是否？”南湘、子玉拜服。次贤道：“今日道翁要开书箱了，幸这些陪客都还可以领教。若单是我一个，我就不准你讲。”道生笑道：“你们都是些才人词客，无书不览，我这老朽，岂敢班门弄斧。况且少年时也是些耳食之学，随听随忘，如今都不记得了。”子云道：“前日次贤见过大著内有一种《醒睡集》，此书可在身边么？”道生道：
“此板早已劈化了，这是少年时无赖，作这些东西，豪无道理。”子云道：“又闻得有些对戏目的对子。”道生道：“有数十条，也记不得了。”次贤道：“我们前日几个人，也凑了好些。”又指琴言、蕙芳、宝珠三人道：“这三个还有一个王桂保，他们也对了许多，比我们还好些。”便叫人到他书房拿出一个单子，并上次所行之令也写在上面，注了各人姓名。道生看了，连声赞好，道：“不料这四位竟能如此，竟是我辈，老夫今日真有幸也。他们贵行中我却也见过许多，不过写几笔兰竹，涂几首七言绝句，也是半通不通的。要似这样，真生平未见。怪不得诸公相爱如此。可惜老夫早生四十年，不然也可附裙屐之列。”诸人见他欣赏，个个喜欢。
那边仲清问道：“先生所藏金石甚富，且精于考辨。不知篆隶碑板，究以何本为最？”道生道：“古篆近人不甚讲究，如《衡岳碑》，相传七十七字，在衡岳密云峰。至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拓其文刻于岳麓，杨用修又刻于滇南，杨时乔又刻于栖霞，辗转相刻，姑为弗论，余尝译其文曰：
承帝曰嗟，翼辅佐卿。
洲渚与登，鸟兽之门。
参身洪流，而明发禹兴。
久旋忘家，宿岳麓庭。
智营形折，心罔弗辰。
往求平定，华岳泰衡。
宗疏事裒，劳余神□。
郁塞昏徙，南溃衍亨。
永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凡七十七字。王元美曰：‘铭词未谐圣经，类周篆、穆天子语。’此为知言。
其次如周武王《铜盘铭》云：
左林右泉，后冈前道。
万世之宁，兹焉是宝。
亦岂三代语耶？其为赝作无疑。石鼓文，郑樵谓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不足据。韦应物谓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马子卿谓宇文周时作，更为妄论。唯董、程二氏以《左传》成王有歧阳之搜证之，凿凿可据。以后则秦《峄山铭》，为宋淳化中郑文宝刻，尚不失为古篆。汉隶之最佳也，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次则汉《曹景完碑》，一则神奇浑璞，一则丰赡高华。
至魏之《劝进碑》、《受禅碑》、《祀孔子碑》，后魏鲁耶太守《张君颂》、李仲璇《修孔子庙碑》等等，优劣互见。汉隶已失，况其后乎。”仲清称善。
春航道：“兰亭聚讼纷纷，即定武本亦有二刻。真伪已分，究何以辨？”道生道：“兰亭刻于唐太宗贞观年，先太宗为秦王时，得于僧辨才处。贞观十年，始命汤普、冯承素、诸葛贞、赵模，各临拓以赐近臣。当时褚遂良、欧阳询各有临本，人并崇尚。所谓定武本者，欧临是也。唐绢本者，褚临是也。彼时欧临石刻在禁中，后石晋之乱，契丹辇石投于杀虎口，既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入于库中。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刊一别本，以应求者。此定武有真赝二刻。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潜易古刻，又剔损古刻湍、流、带、左、右，五字为识。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之乱失去。
及明弘治间，得于天师庵中，置于太学，而欧本复显。褚摹绢本，当时广赐各郡学宫，如颍上石、长治县石皆得之，后明代颍上井中夜放光如虹，县令荀公异之，掘地得兰亭，并门铜□，舍利数颗，即为荀令携至家。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矣。至于各家临本，不可胜数，诸公自有法眼，无俟鄙人陈说也。”
春航又道：“人说汉之碑，宋之帖，可以只立千古，淳化、大观、绛帖、潭帖，此四帖可好？”道生道：“以鄙见论，以淳化为第一，次大观，次绛帖，又次潭帖。然宋人常谓潭帖在阁帖之上，又谓淳化创始，兼以王著摹手不高，未及大观之精美。
然淳化气运朴厚，大观光彩浮动，比之诗，则盛而渐晚矣。”
众人尽皆拜服。
子玉问道：“先生方才说唐诗中晚之分，小侄以唐诗自然推李、杜、韩三家，而王荆公定诗则称杜、李，又选杜、韩、欧、李四家诗，则以李太白居四。元微之亦谓杜在李上，其优劣之意见于《工部墓志》。以太白天才，竟有不满人意处。韩昌黎则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乃自真心倾倒之意，究何所折衷？”道生道：“诗以性情所近，近李则好李，近杜则好杜，李、杜兼近则兼好矣。
元微之粗率之文，颓唐之句，于李岂能相近？自然尊杜而贬李。王荆公谓李只是一个家法，杜则能包罗众体，殊不知李亦何尝不包罗众体，特以不屑为琐语，人即疑其不能。大抵论太白之诗，皆喜其天才横逸，有石破天惊之妙。
《蜀道》、《天姥》诸篇，摹拟甚多，而我独爱其《乌栖曲》、《乌夜啼》等篇，如《乌栖曲》云：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其《乌夜啼》云：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其高才逸气，与陈拾遗同声合调。且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故律诗殊少。常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
以鄙见论之，李诗可以绍古，而杜诗可以开今，其中少有分辨，故非拘于声调俳优者之所可拟议也。昌黎古诗，直追雅颂，有西京之遗风，其五七古尤好异斗奇，怪诞百出，能传李、杜所未传。读《南山》等篇，而《三都》、《两京》不能专美于前。
人既无其博奥，又无其才力，尽见满纸黝黑，崭崭□□，所以目为文体，至有韵之文不可读之说。
此何异听《钧天》之乐，而谓其音节未谐。特其五七言绝句及近体诗非其所好，只备诗中一格，原不欲后人学诗，仅学其五七言绝句小诗也。”此一番议论，议论得个个首肯，宝珠、蕙芳等亦颇能领会。
子玉道：“诗之妙论，既闻命矣。韵有通转之分，且处魏晋而始，如李登之《诗韵》，吕静之《集韵》，齐周□作《四声切韵》，梁沈约撰《四声》一卷，而韵谱成。隋陆法言、刘臻等，本沈约之旨又为《广韵》，唐郭知玄又为《切韵》，孙□又为《唐韵》，丁度、宋祁为《集韵》。景云已后，又有《礼部韵》，王宗道之《切韵》，吴棫之《韵补》，元阴时夫之《韵府群玉》，其合韵、分韵，究以何韵为是？”道生道：“韵学之辨，诸家通转各有依据。沈约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岂能尽合？而同一字也，而舌与齿为一音，齿与舌又为一音。即如五方土音，甚难吻合，所以支元之韵最杂，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韵来。昔分在韵为二百六部，自淳中，平水刘渊始并为一百七部。
《广韵》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集韵》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礼部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