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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身份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了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受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能予以详细的评说，只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做最简略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有所帮助。
季先生的主要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参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一九七八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做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三十四岁到六十五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黯淡无光的苦难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至于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可以看做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像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