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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青的护士合情合理地解释着：“有些人愿意听听，听了似乎有点好处。”
约翰点点头。“是的，请给我讲讲吧。”
那护士指着保温箱说：“里面的温度总是保持九十八度常温，空气中增加了氧气——大约百分之四十。氧气可以帮助孩子呼吸。他的肺太小了，出生的时候还没长好。”
“是的，我知道。”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微微起伏的胸部。在这个动作继续的时候，就意味着那颗负担过重的小不点心脏还在跳，那奄奄一息还没断绝。
护士接着说：“你这孩子还没有嘬奶的力气，所以我们得用输液的办法。
你看见那个小管子了吗？”她指着从保温箱上部通到婴儿嘴里的一个空心塑料管。“它直接通到胃里。每一个半小时输一些葡萄糖和水。”
约翰迟疑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们遇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吗？”
“是的。”护士严肃地点点头，似乎已经知道下面的问题了。他注意到她是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赭红色的头发抿在白帽子里边，显得很年青，最多二十岁，但是却带着一种很熟悉她的专业的味道。
“你认为他能活得了吗？”他又通过玻璃往里边看了一眼。
“那可说不准。”那个年青的护士皱起了眉头。他感到她是在尽量告诉他真情，不让他失望，可也不给他什么幻想。“有些能活，有些没活下来。
有的时候一些孩子似乎有一种要活下去的意志，他们在与死亡搏斗着。”
他又问：“这个——在搏斗着吗？”
她谨慎地回答：“现在还很难说。如果不是早产了八个星期，那就好多了。”她轻声地接着说：“这会是一场很艰苦的战斗。”
他的眼神又转向那个小生命那里去了。他突然第一次想到，这是我的儿子，我自己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突然，他对这个孱弱的肉体，在这个温暖的小箱子里孤军作战的小生命，产生了满腔热爱。一时他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冲动，想对着玻璃墙里边喊：“你不是孤单的，孩子；我来帮你来了。”
他想跑到保温箱旁边去说：“这儿是我的手，你拿着作为你的力量。这儿是我的肺，你用它来代你呼吸。千万不要认输，孩子；不要认输！来日方长，咱们在一起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只要你能活下来！听我话，坚持住！我是你的爸爸，我爱你哟！”
他感到韦尔丁护士的手在握着他的胳臂。她轻轻地在说：“咱们该走了。”
他点点头，说不出话来。他俩临走之前，他又回头看了最后的一眼。
露西·葛兰杰敲了敲门，走进病理科办公室。约瑟夫·皮尔逊正坐在办公桌后边。戴维·柯尔门在屋子一头看着一份记录档案。露西进来的时候，他转过了身。
“我把费雯·洛布顿新拍的片子拿来了。”露西说。
“看出什么来了吗？”皮尔逊立刻关心起这件事，把一些材料一推，站起身来。
“恐怕没有多少东西。”露西走到办公室墙上挂着的X光片展示箱那边，两个病理医师也跟了过来。柯尔门伸手拨了一下开关；一两秒钟之后，展示箱里边的荧光灯亮了。
他们一对一对地比较了两套片子。露西照贝尔医师那样指出了作活检造成的骨膜变化。在其他方面，她报告说，没有什么变化。
最后皮尔逊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下巴，瞅了柯尔门一眼，说：“恐怕你这主意没有灵。”
“显然是的，”柯尔门故意用无所谓的口气说。不管怎么样他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没统一起来。他不知道这个老头子下一步要怎么办。
“试一试总还是值得的。”皮尔逊总是把最普通的肯定的话说得不那么好听，可是柯尔门估计，他说这话是为了争取时间来掩盖他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的犹豫心理。
现在，老头子几乎象是讽刺的样子对露西说：“那么放射科是没有办法的了。”
她沉静地回答：“我看你可以这么说吧。”
“现在就瞧我——我们病理科的了？”
“是的，约，”她轻声地说，等着回答。
皮尔逊大约沉默了十秒钟，然后清楚地、肯定地说道：“我的诊断是：你这个病人得的是恶性肿瘤——成骨肉瘤。”
露西和他一对眼神，问：“十分肯定吗？”
“十分肯定。”这位老病理医师的声音里没有任何犹豫的迹象。他接着说：“不管怎么样，从一开头我就确诊了。我原来设想这些——”他指了指X光片子，“可以提供一些旁证。”
“好吧。”露西点头接受了他的诊断。她马上在考虑着下一步该做的事。
皮尔逊顺理成章地问：“什么时候截肢？”
“我估计明天早晨。”露西把X光片收拾起来，向门口走去。他冲着包括柯尔门在内的这两位大夫说：“我看我得去把这消息通知病人。”她作了一个苦脸。“这又是一个很难通知的诊断。”
当门在她身后关闭以后，皮尔逊转身冲着柯尔门，出奇地用很有礼貌的口气说：“反正得有个人作决定。我刚才没有问你的意见，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对这个病例有怀疑。如果露西·葛兰杰知道这种情况，她只好对那姑娘和她的父母讲出来。他们知道以后，就会要求把手术推迟。人们总是这样的；你没法怪他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成骨肉瘤手术推迟会造成什么结果你是知道的，用不着我说了。”
柯尔门点点头。他对皮尔逊作这个决定没有什么意见。正象刚才这老头子讲的，总得有个人作决定。可是，他仍然怀疑明天早晨的截肢手术有没有必要。当然，最后他们会知道到底是什么病的。当截下的腿送到化验室进行解剖研究之后，这个恶性肿瘤的诊断是否正确之谜就可以解开了。不幸的是，那时候如果发现是错误的，对病人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外科有许多好的办法截肢，但却没有什么办法再把截下来的腿接上去。
从伯林顿飞来的下午班机四点刚过在拉加迪亚飞机场降落。肯特·欧唐奈从飞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曼哈顿。在开往城里的路上，他靠在汽车椅背上歇了一会儿，几天来第一次能有一点休息时间。他一坐上纽约的出租汽车就想休息，主要是因为不能往外边看。只要一想看看外边来来往往的高速行驶的车辆，或者看看自己坐的这辆汽车在穿梭似的汽车中驶过，就使他陷入一种神经紧张的状态。很久以前他就决定应该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你最好豁出去准备出车祸，如果居然没出事，你就可以祝贺你自己运气不错。
在汽车上休息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他在医院里和医院外都开足了马力加紧工作。他把他的预约门诊时间延长了，每天手术也多排了几个，这样好挤出四天时间到纽约来。两天以前，他还主持了三郡医院医务人员的一次特别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参考哈里·塔马塞利给他准备的材料，宣布了号召在本院随诊的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为医院扩建基金捐款的比例金额。不出所料，对这个建议的抱怨很多，可是他心里有数，抱怨尽管抱怨，认捐还是会认捐，款子最后也还是会交齐的。
虽然脑子在休息，但是欧唐奈也能意识到车子外边的人来人往和曼哈顿区中心地带熟悉的高楼大厦的轮廓。他们正行驶在昆士伯罗桥上，下午的暖和的太阳放射出一道道金光，斜穿过绿色的桥桁。往桥下面看，那是福利岛，市立医院肃穆地矗立在东河的中流。他暗想：每次他到纽约，这座城市都显得更丑了，它的混乱和龌龊更加触目惊心了。可是即便对于外地人，这些情况也好象是熟悉的，习惯的，它还是以那个老样子欢迎着旅客，就象老朋友之间用不着怎么穿着打扮似的。想到这儿，他不由得一笑，责备自己竟做起这种非医务的暇想来——这种想法对消灭公害、控制空气污染和清除贫民窟是不利的。他觉得过分恋旧等于是在给反对进步的人敲边鼓、唱赞歌呢。
他们的车子过了桥，沿六十号街到麦迪逊广场，又慢慢走了一段，向西拐进五十九号街。在七号路中央公园往左拐，开过了四条街，停在帕克·舍拉顿饭店。
他办了住房手续，随后在自己的房间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他从皮包里拿出外科医生年会的日程表来（这是他到纽约来的表面上的理由），看到有三个报告是他想去听听的——两个是关于心脏手术的，一个是关于动脉移植手术的。第一个报告要一直等到明天早晨十一点才作，所以时间还很充裕呢。他看了看表。七点差几分，离他和丹尼丝的约会还有一个多小时。于是乘电梯下了楼，信步穿过外厅走进“金字塔休息厅”。
正是喝鸡尾酒的时间，屋里开始上座了，都是一群一群赴晚宴或到剧场看戏的客人，先来这里小憩的。看样子大多数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地人。服务员的领班把他带到一张桌子上去，他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独自坐在那里，颇有兴趣地注视着他。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遇到类似这种情况，有时会产生很有趣味的结果。但是今天晚上，他想，对不起，我有别的计划。服务员给他要来了苏格兰威士忌和苏打水，他慢慢地喝着，不由得产生了一些遐想。
他想，象这样的逍遥自在，在伯林顿是很少有的。因此离开那里一些时候很不错；它可以使你眼光开阔一些，使你感到，你在家里觉得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如果从远处一看就觉得不那么要紧了。近来他怀疑自己整天埋头在医务里边，思想已经有些失去了平衡。他四下看了看，自从他进来以后，休息厅已经满座了；酒吧间有三个服务员在准备酒，许多服务员在送酒；早来的两三批客人正在离去。他心想，这些人——隔桌的男人和姑娘、门口那个服务员，要走的那四个客人——谁听说过三郡医院呢？即使听说过，谁会关心那里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