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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利，此战必胜”，《周易》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这个道理给了我们一个很有意义的启发：如果推广《周易》，让这一伟大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不就可以避免很多战争了么？
不要觉得这个问题很荒谬哦，对类似的问题，国外的经济学家还真有过认真研究呢，这可是一个专门的课题。
这问题的大前提是：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中国有句老话叫“无利不早起”，很形象地说明了什么叫“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呢，人对打仗是要做理性判断的，觉得有好处才打，得不偿失的仗打它做什么！比如说，我和三五个朋友准备好了擀面杖和菜刀，准备跨海攻打日本，计划三个月拿下日本全境。当然，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发生，原因有两个：一是第一个行军步骤是乘坐公共汽车赶到机场，可是，在车站我们为了公交车票钱的分摊问题起了争执，吵得面红耳赤、擀面杖拔菜刀张，最后不欢而散；二是后来酒劲儿一过，大家就想清楚了，这一仗毫无胜算，还是不打为妙。
我们再来看看专家意见，人家是拿数据说话的。布利托统计了某一个时间段的世界战争，发现在全部58场战争中，战争的发起方打赢了42场，算一下比例，是72％。这个数字说明了战争是理性事件，是预计有好处可捞这才开打的。
但让布利托很困惑的是：发动战争的人是理性的人，可被迫还手的一方也不是失心疯啊，他如果预计到打不过人家，那就尽量避免战争呗。
怎么避免呢？比如张三要和李四开打，张三很强，李四很弱。张三预计打赢了能得到的好处是100，李四预计打输了要损失150，所以，李四如果是理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100的好处来给张三。这样的话，张三得到了预期的收益，李四虽然受了损失，可这个损失比起真正打起来的损失要少50，这也算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如果世上的事情都是这么简单的话，如果人类都是这么理性的话，看来战争确实打不起来。
我们把话再绕回来，这个道理如果仅仅放在秦穆公和晋惠公的这场战争当中，倒是很能够应用得上的。秦穆公已经通过算卦知道自己这一战必定会如“秋风扫落叶”，晋惠公如果也算一卦的话，得到的结果必然是“落叶被秋风扫”，还会知道自己必然要做俘虏，这不是又伤国力又丢人么！于是，理性的晋惠公在一番权衡之下只可能做出讲和的决定。这笔账很容易算：
应战＝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至少会丢掉河西五城＋损失一批粮食
讲和＝送给秦国河西五城＋送给秦国一批粮食
晋惠公肯定也知道，老朋友秦穆公是个大好人，不是穷凶极恶、贪得无厌的家伙，况且，河西五城本来就是答应送给秦国的，是自己一直赖着不给，给秦国粮食也是理所当然的，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儿良知的人都会这么做。所以账算下来，讲和比打仗节省的是“损兵折将＋自己被俘虏”——前者会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情绪，后者实在丢人现眼，堂堂一个大国君主被人抓了俘虏，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结论是清楚的，除非晋惠公脑子发昏，或者也像我和那几个拿擀面杖加菜刀的兄弟一样喝高了，否则的话，一定会和秦穆公讲和。
但是，事实总是让人大跌眼镜，晋惠公居然应战了？！
你一定会问：“晋惠公的卦到底是怎么说的呀？难道他的卦上也说这仗能打赢吗？”
——这个问题没答案，因为从《左传》的记载上看，晋惠公根本就没算这一卦。
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打仗这么重要的事，哪可能不算卦呢？难道晋惠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成？
——这倒不是，晋惠公在这种紧要关头也得问问老天爷。咱们切换回刚才的韩原镜头，接着往下看：
晋惠公有点儿着慌，问身边的大夫庆郑：“敌人已经深入国境了，我们可怎么办啊？”
庆郑很不给老板面子，回答说：“事都是你惹起来的，你说怎么办吧！”
也难怪庆郑有不满情绪，任何一位有基本良知的人都知道是晋惠公不占理。晋惠公也不想想，马上就打仗了，可连国内的自己人都理不直、气不壮，这仗可怎么打啊！
可晋惠公别看不占理，架子还不小，听不得批评意见，当下呵斥庆郑说：“你你你，太放肆了！”——在道理上没法反驳人家，只好在人家的态度上挑理。
晋惠公已经决定应战了，而且还要御驾亲征，于是，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赶紧确定车右的人选。
什么叫“车右”呢？
春秋时代的战争以兵车作战为主，一辆战车上定员是三个人，司机在中间，左边是弓箭手，叫做“车左”，负责远射，右边是长矛手，叫做“车右”，负责近战。对了，说“长矛手”只是个形象的说法，反正你知道车右使的是长兵器就好了。
现在考你一个问题：晋惠公既然要选一个车右，这就说明他自己肯定不是车右，那么，晋惠公应该在车上的哪一个位置呢？
——开会的时候都是领导坐中间，所以，晋惠公一定是在战车的中间。可问题是，中间是司机的座位，难道国君要亲自开车不成？一些小领导都有专职司机，何况一国之君呢！
让晋惠公当车左吗？绝对不行，领导可不能靠边站，说什么也得霸着中间的位置。所以，最后折中的方案是：车左下去，司机换到左边，领导居中，右边再上一个车右。——凡是国君上车，基本就是这个模式。现在的情况只是稍有不同：司机还是在左边，领导秘书代替了车右，坐在司机的右边，也就是副驾驶的位子，领导坐在后座的右侧。
在国君的车上，左边的那位司机是要双手驾车的，也就是说，司机是没有战斗力的，于是，保护国君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车右的肩上。车右既然如此重要，所以得请老天爷来给安排人选——占卜或者算卦。
晋国是中原大国，文化底蕴深厚，所以不像秦国那样排排卦就完了，那太业余了，晋国是通过甲骨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车右人选的，要知道，乌龟才是人和天之间的最佳灵媒。
终于，占卜的结果出来了，老天爷给晋惠公安排的车右是：庆郑。
晋惠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老天爷可真不长眼啊，要是真让庆郑当我的车右，车开不出二里地我就得被这小子的风凉话给噎死，这仗就别打了！”
那，怎么办呢？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最高统治者要较真，任谁也拗不过他，老天爷也不行！
于是，晋惠公决定做一回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要严厉打击一切封建迷信活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晋惠公不理庆郑，也不理会占卜官，径自选了家仆徒来做车右，又选了步扬来做司机，连拉车的马也自己选，用的是郑国进贡来的四匹可爱的矮种马。
既然晋惠公乐意，那就由他安排好了，谁让他是国君呢。可是，庆郑在旁边又说上风凉话了：“古代打仗一定要用本国的马来拉战车，外国马不适合本国国情，对主人不熟，对路况也不熟，被打仗的场面一惊吓很容易受惊，一惊了就会‘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看，“外强中干”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原本是庆郑用来形容外国惊马的。
庆郑话糙理不糙，到底是好意，劝晋惠公换本国的马，可这位爷太不讲究沟通技巧，最后说了句：“你不听我的话一定会后悔的！”——意思是不错，可对晋惠公这种人，这么说话无异于是拱火。果然，晋惠公根本就不接受意见。
“韩原之战”终于开始，不过我就不细说了。简单来讲，应了卜徒父“侯车败”的预言，也应了庆郑“外国马不可靠”的预言，晋惠公的马车陷入了泥潭；又应了卜徒父“雄狐”的预言，在“秋风扫落叶”之后，晋惠公做了秦国军队的俘虏。
在秦国的囚室里，晋惠公回忆从前，浮想联翩，突然想起了老爸晋献公当年让史苏算过的一卦。晋惠公感叹说：“我那死去的老爸啊，当年您要是听了史苏的话，儿子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么，多年之前，史苏到底给晋献公算了怎样的一卦呢？
当年，晋献公要把女儿嫁到秦国，这个女儿就是伯姬，是那位冤死的太子申生的亲妹妹，后来成为秦穆公的老婆，也是晋惠公同父异母的姐妹。
有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问题：咦，前文不是提到过这个女子吗？那会儿不是管她叫穆姬吗？怎么现在又成了伯姬了？
我得解释解释，古代的人名称谓实在太复杂了。
在没出嫁之前，这位女人被称为伯姬，“伯”表示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她是老大，所以叫“伯”，而“姬”是她的姓，不是“姬妾”的意思，晋国的国君和周天子是一个姓，都姓姬，论起来都是一家人。根据这个规则，我们假设伯姬有个妹妹，那应该怎么称呼？——对了，叫“仲姬”，“仲”是排行老二的意思。
后来这位伯姬出嫁了，嫁给了秦穆公。秦国的王室都姓“嬴”，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嬴政。秦穆公连姓带名一起称呼是“嬴任好”，但那年头不流行这种称呼方式。“穆”是他死后的谥号，活着的时候是不叫“秦穆公”的。现在我们就能看出“穆姬”两个字是怎么来的了——“穆”是老公的谥号，“姬”是娘家的姓，合在一起就是“穆姬”。这个称呼也是后人叫的，她活着的时候可没人这么叫。
这位伯姬，也就是后来的穆姬，就要出嫁了，未婚夫是秦国小伙儿，未来“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晋献公想想：女儿的婚姻大事不可儿戏，还是找专家来算上一卦吧！
被晋献公找来的这位专家叫做史苏，他并不是姓史名苏，其实前边这个“史”字表示的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