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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和过去已判若两人。然而，尽管此恨绵绵，使他有良知消失之感，但还是激情满怀地将这些篇章献给了故我。”
战争和侵略对他那时代的人的思想究竟起到怎样的影响，在所有有关的著作中，韦拉朗一书的陈词，最为深刻痛切。边境战役结束时，战争已进行了二十天。在这期间，交战国和作壁上观的中立国，都产生了种种激情、看法、想法和论点，也正是这一切，决定了战争的前途和此后的历史进程。过去的世界和塑造这世界的种种观念，如同韦拉朗故我的灵魂一样，也在8月和以后岁月的长廊里消失了。过去人们曾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四海一家的思想以及财政、贸易和其他经济因素交织成的种种遏止力量，会使战争欲爆发而不能，但事到临头它们却没有起到作用。国家观念犹如狂飙突起，把它们横扫在一边。
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和各种各样的想法投入战争。交战国中有些人，如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从心底里反对战争；但有一些人，象鲁珀特·布鲁克＇注：鲁珀特·布鲁克（RupertBrooke，1887…1915），英国诗人，所著十四行诗集《1914年》闻名于世。——译者＇，则是欢迎战争。他不感到有渎上帝，而在《1914年》的诗里写道：“现在该感谢上帝，他赐我们以天时。”对于布鲁克，时代似乎
转变了，好似游泳人，跃身入清澈，
欣然离开这已老朽、冷酷和萎靡……的世界；
荣誉已归来……
高尚的风格又阔步在我们的大道上，
我们终于回到了我们的传统。
德国人有着类似的情感。托马斯·曼写道，战争是“一种纯化，一种解放，一个巨大的希望。德国的胜利将是精神战胜数量的胜利。”他解释说：“日耳曼精神是同和平主义者的文明理想对立的，难道和平不是社会腐化的一个因素吗？”这个概念，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基本理论——战争使人高尚说——的写照，跟鲁珀特·布鲁克的战争狂热几乎不分轩轾，且在当时为众多的知名人士所信奉，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到1914年，除边缘地区的几次巴尔干战争外，欧洲大陆已一代人以上的时间不以兵戎相见了。一个观察家认为，对战争持欢迎态度是由于有些“不知不觉地厌倦和平”。
布鲁克崇尚清澈和高尚风格，而曼则注目于一个更积极的目标。他说，德国人是全世界最有教养、最守法律、最爱和平的民族，理应成为最有权势的民族，理应统治世界，理应通过“这场不论怎么说都有理由称之为德国的战争”建立一个“德意志和平”。这虽写于1917年，但他所反映的则是1914年。1914年该是德国的1789年＇注：1789年，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从而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译者＇，该在历史上确立德意志意识的地位，使德国文化登上宝座，完成德国使命的一年。8月，在亚琛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个德国科学家跟美国记者欧文·科布说：“我们德国人是欧洲最勤劳、最诚挚、最有教养的民族。俄国代表反动，英国代表自私和背信弃义，法国代表堕落，只有德国代表进步。德国文化将照耀全球，战后不会再有其他文化了。”
同桌的一个德国商人则有更为明确的目标。应叫俄国丧尽权势，使斯拉夫人再也不能成为威胁欧洲的危险；英国应化为齑粉，应使它丧失海军和印度、埃及；法国应缴付一笔使它永远恢复不了元气的战争赔款；应迫使比利时放弃其沿海地区，因为德国需要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日本也应在适当时候受到惩罚。“欧洲所有的条顿民族、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连同保加利亚人”结成的联盟，“将握有从北海到黑海的绝对统治权。欧洲将有一幅新地图，德国将处于这幅地图的中心”。
这种论调，在战前谈了多少年，没有为德国增加分毫好感。贝特曼…霍尔韦格承认，由于经常公开声言德国领导世界的权利，“我们就常常搞得天下六神不安”。这是因为，他解释说，被人说成是醉心于统治世界，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孩子气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冲动”。
然而，世界上并未如此看待它。德国人的调子里有着刺耳之声，流露的是威胁而不是感情冲动。对于德国的刀光剑影，肖伯纳先生在1914年写道，整个世界“又头痛又厌烦”。“我们给普鲁士军国主义及其对我们的蔑视，对人类幸福和常识的蔑视，折磨得忍无可忍，我们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来反抗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对问题具有明确的认识，至少他们自信是这样的；而有些人，对于他们之所以反对只有极其模糊的概念；还有一些人则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乔·威尔斯＇注：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年），英国作家，早期写的科学幻想小说（如《隐身人》等）主张依靠技术力量逐步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后来发表的长篇小说（如《巴海姆先生的独裁政治》等）反映出作者对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忧虑。——译者＇先生属于第一种类型。他在8月4日的报刊上宣称：敌人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是“1870年产生的可怕的虚荣、自负”。德国的“铁血政策，耀武扬威的条顿式的吉卜林＇注：吉卜林（JosephRudyardKipling，1865…1936年），英国作家，生于印度。他的创作描述英国殖民地生活，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鼓吹种族主义思想。——译者＇主义”的胜利，将意味着“战神将永远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事务”。德国的失败“也许”能——威尔斯先生没有说“必将”——“为全世界的裁军与和平开辟道路”。一个英国后备役军人对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车上，他对一个旅伴说：“我是去打该死的比利时人的，我现在就是到那里去的。”在通往苏瓦尼的那条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国人的那个骑兵中队队长，陆军少校汤姆·布里奇斯爵士，就是第三种类型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痒而根本不问战争目的。“对德国没有什么仇恨，”他说，“我们本来是准备打任何人的……而且本来也会同样毫不迟疑地去打法国人的。我们的格言是‘我们一定要干。干什么，不管它’。”
法国既有老账要算，也就无须作自我辩解，何况德国人兵临城下已足以说明问题。不过，这里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认为虽然协约国的最后胜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牺牲”，但是通过这些牺牲，随同“法国的复兴和扩大，将出现欧洲道德的新生。那时真正的和平降临了，法国和全人类就可以重新迈步前进，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义”。
这些并不是政治家们公开表示的观点，也不是群众的集体意见，而只是某些人的个人见解。而且这些个人见解也还没有象日后那样成为定见。对德国的民族仇恨还没有扎根。见于《笨拙》周刊8月12日一期关于战争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难忘的漫画中，有一幅题为《禁止通行》的漫画，画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时，一个穿着木屐的男孩子，铁板着面孔，挡住德国侵略者的去路。德国被画成一个乐队指挥，一个胖胖的老头儿，口袋外挂着一串香肠。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恶。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画家们笔下的宠儿是王储，他们总爱把他画成一个夸大几分的花花公子，紧身背心，又高又紧的硬领，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气的蠢相。但他好景不常，战争局势严重了，他被德国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统帅，统帅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来他象是德国一切行动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现在也不再被画成战前那个惹是生非的黩武主义者了，而被画成一个阴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发着残酷恶毒的气息，每一线条都显示了他的残忍。这种变化始于8月，从布里奇斯的那种“对德国没有仇恨”的冷静说法以后，逐步地发展到斯蒂芬·麦克纳＇注：斯蒂芬·麦克纳（StephenMcKenna，1888…1967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另一种说法。后者在1921年写道：“对那些记忆犹新的人，德国人的名字叫人恶心。德国人的出现叫人愤恨。”麦克纳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级爱国主义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头脑的教师。他的回忆录是那时代的一部社会文献。他记载了当时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这种变化终于堵塞了任何和谈的道路，把战争一直进行到全面胜利为止。而造成这种情绪变化的正是比利时受到的那种遭遇。
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肖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马斯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当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