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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又提出了他那个在亚眠集结的想法，并得到他的朋友，未来的格利博卢战役的指挥官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支持。后者感到不管怎样，应让英国远征军尽快到达那里。格里尔森发言支持“在要害地点部署优势兵力”这一观点。走在激进派最前列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提出了“我们应该立即渡过海峡，随后再决定目的地”的建议。最后，一致同意马上调集运输舰只把六个师全部运过去，目的地待法国参谋部的代表到达后再协商决定，因在基钦纳的坚持下，已向法国参谋部提出紧急要求，请派一名代表前来就法国战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由于一夜之间出现的入侵恐慌闹得人心惶惶，委员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把六个师减为四个师。由于讨论远征军人数的消息有所外传，自由党的喉舌，有影响的《威斯敏斯特报》谴责了这种削弱本土防务的“卤莽”行为。对立阵营的诺思克利夫勋爵也来反对派遣一兵一卒。虽然海军部重申了帝国国防委员会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严重入侵的结论，但仍不能消除人们头脑中敌人会在东海岸登陆的想法。亨利·威尔逊感到极端厌恶的是，这位目前对英国安危负有重任的基钦纳，竟把原来安排好直接从爱尔兰开往法国的一个师抽调回国，并且从别的师中又抽调了两旅兵力去守卫东海岸，从而“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一塌糊涂”。因为最后的决定是：立即派遣四个师和骑兵部队——8月9日起开始上船——然后再派遣第四师而将第六师留在国内。休会时，基钦纳以为大家都已同意把亚眠作为中间集结地，但是别的将军却没有这样的想法。
法国总参谋部火速派来了陆军上校于盖。他一到达，威尔逊就将出发的时间告诉了他。虽然这不是一件需要对远征军的法国东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尔逊却惹怒了基钦纳，他指责威尔逊泄密。威尔逊“顶了嘴”，他写道，他“不想受基钦纳的气”，“尤其在今天象他这样胡说八道的时候”。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也可说加深了对远征军毫无益处的敌对情绪。在所有的英国军官中，威尔逊与法国人民的关系最为密切，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最能听取他的意见。然而，基钦纳却认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尔逊也宣称，他认为基钦纳是个“疯子”，并且认为他“对英国的危害不亚于毛奇”，他还把他的偏见灌输到那位生性好疑、易于激动的总司令的头脑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间，正当列日的德军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国得而复失牟罗兹的时候，配备有军马三万匹、野战炮三百十五门和机枪一百二十五挺的八万名英国远征军在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集结。军官们的指挥刀都是刚磨过的，闪闪发光，这是他们奉命一律在动员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这些军刀除在检阅时用以致敬外，别无其他用场。不过，据这支部队的军史纂修人所述，这支部队，除了这种偶见的骑士遗风的举止外，却是“历来踏上征途的英军中训练、组织和装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队开始登舰，运输船每隔十分钟开出一艘。每艘船离开码头时，港内其他船只汽笛和喇叭齐鸣，甲板上人人欢呼致意。喧闹声震耳欲聋，在一位军官看来，远在列日城外的冯·克卢克将军也不可能听不到。不管怎样，海军深信他们已把海峡封锁起来，可以安全横渡海峡，而无遭受袭击之虞。运输船队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在夜间渡海。一个在凌晨4时30分醒来的士兵感到大吃一惊，他发现整个运输船队漂浮在平静如镜的海面上，发动机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见一艘驱逐舰；原来是在等候其他港口开出的船队前来在海峡中途会合。
第一批部队在鲁昂登岸，受到狂热的欢迎，一位在场的法国人说，仿佛它们是来为圣女贞德举行赎罪仪式似的。在布伦，另几批在高耸的拿破仑纪念碑脚下登陆，拿破仑当年便是计划从这座圆柱形纪念碑坐落所在誓师出发入侵英国的。其他运输船只进入勒阿弗尔时，当地的法国驻军爬上营房屋顶，为在强烈的阳光下走下舷梯的盟军狂热欢呼。当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残阳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鲁塞尔，人们终于看见了英国同盟者，尽管仅仅是一瞥而已。美国公使馆秘书休·吉布森带着一项使命去找英国武官，他未经通报就步入武官的房间。吉布森发现一个邋遢的、胡子满面和身穿军服的英国军官在伏案写着。武官连忙把他推出室外，但后者还是不客气地问着其余的英国部队是否都藏在这座大楼内。事实上，英军登陆地点始终没有让德方知道，德军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们前，无从知道英国远征军已开抵何处和在何时到达。
与此同时，在英国，各指挥官之间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国王在巡视时向与宫廷关系密切的黑格询及他对约翰·弗伦奇爵士任总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认为他有责任这样回答，“我非常怀疑，他是否具有足够平和的性情和足够高深的军事学识，使他能够胜任指挥官的职责。”国王离去后，黑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约翰爵士在布尔战争期间的军事思想“常常使我震惊”，接着他又写下了他对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的“看法”：默里是个“老太婆”，为了避免跟约翰爵士发生争执，他总是“姑息迁就”，明知命令谬误，还是执行不违。黑格认为两人“全都不适宜于担任他们现在的职务”。他告诉另一位军官说，约翰爵士将不愿倾听默里的意见而“宁愿信任威尔逊，这反而更为坏事”。威尔逊不是一位军人，而是一个“政客”，“政客”一词，黑格解释说，与“不正当的交易和错误的社会准则同义”。
黑格这个人态度温和，举止文雅，看不出有什么缺点，凡是需要有人帮忙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业一向无往不利，如今他倾吐这一番衷曲，是要为更上一层楼创造条件。在苏丹战役中，身为一名军官，就已惯于养尊处优，在跟随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驮载队中就有“一只满驮着红葡萄酒的骆驼”。
8月11日，在启程赴法的前三天，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一次获悉一些使他感兴趣的有关德国部队的实情。他和作战处副处长卡尔韦尔将军一起拜访了情报处。情报处长开始告诉他们一些有关德国运用后备兵役制的情况。卡尔韦尔写道，“他不断搞出一批批新的后备师和额外后备师，就象一个魔术师从口袋里掏出一杯又一杯金鱼那样。而且，看来他是有所为而为的。——人们对这个人感到恼火。”这些情况，法国情报部门的第二处于1914年春才获悉，为时太晚，已来不及说服总参谋部改变它对德军右翼的判断。要改变英国人的想法也为时过晚。一种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并从根本上改变既定的战略以及更动部署上无穷的具体细节，就得需要时间，而余下的时间却远远不够。
在下一天举行的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基钦纳和将领们为了战略问题展开了一场激战。到会的除基钦纳外，还有约翰·弗伦奇、默里、威尔逊、于盖和另两名法国军官。基钦纳除非凭着心灵的耳朵，他当然听不到打通穿过列日的道路的四二○毫米大炮炮弹的爆炸声。虽然如此，他断言德国的“强大兵力”将从马斯河彼岸过来，他并挥动手臂，在墙头的大地图上比划了德军的包围阵势。他振振有词地说，倘若远征军集结在莫伯日，在它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就有陷于重围被迫后撤之虞，这次作战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第一次与一个欧洲国家的交锋，被迫后撤会给远征军的士气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为了取得回旋余地，他坚持要以亚眠这个更后一些的地方作为基地。
他的六个对手，三名英国军官及三名法国军官，都同样毫不动摇地坚持原来的方案。约翰·弗伦奇爵士本人原来建议向安特卫普转移，而今在威尔逊的授意下，则坚决表示任何变化都将“打乱”法国的作战计划，仍旧主张向莫伯日进军。法国军官强调了填补其战线左翼末端空白地区的必要。威尔逊对于把部队集中在亚眠的这种“懦夫之见”则是五内俱焚。基钦纳说，法国的作战计划是危险的；他说，他们不应采取攻势，他“完全反对”这样做，而应等到德军发动进攻时予以反击。争吵持续三个小时，最后基钦纳被迫逐步作出让步，尽管他还没有被说服。作战计划早已存在，五年来，他一直知道这个计划，而且根本不赞成。如今，部队已经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这个计划，因为已没有时间再拟定新计划了。
最后，基钦纳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或者是一种旨在开脱自己责任的姿态——他带领约翰·弗伦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汇报争论情况。正如威尔逊在其日记中所吐露的那样，阿斯奎斯“对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决定，不出人们所料。他在听取基钦纳陈述他跟联合总参谋部的专家们一致意见相左的看法后，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远征军由六个师减为四个师，按原计划行动。这种按既定计划办事的势头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然而，与法德两国的陆军部长陆军大臣不同，基钦纳仍保留有指挥本国军务的大权。他现在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发出的有关远征军在法国行动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图限制远征军在战争初期所应承担的责任。丘吉尔预见到英国海军行将担负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舰队既要同“格本”号交战又要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跟丘吉尔一样，基钦纳现在预见到他必须建立起一支数达百万人的大军，因而给远征军规定了不相协调的方针和任务。
他写道，“你所统率的部队，其主要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