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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在6时15分得到开战信号的。那时总理维维亚尼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听到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抽噎地对他说，他刚刚接受委托，要他代管德国大使馆，并在旗杆上升起美国国旗。他说他已接受代管使馆的委托，但没有同意升旗。
维维亚尼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待着德国大使立即来访，不一会，通报他来了。冯·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时人——进门时显然心绪不宁。他一开始就抱怨说，在他到这里来的路上，一位太太把头伸进他汽车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维维亚尼这几天痛苦已极，神经已紧如弓弦，不禁问道，大使此来是不是就为了抱怨这事。舍恩方说他还另有任务，于是打开手中文件，宣读了内容；他深为文件内容感到羞愧不安，因为按照普恩加来的说法，他是个“重视荣誉的人”。文件说，鉴于法国“有组织的敌对”行动和对纽伦堡及卡尔斯鲁厄的空袭，鉴于法国飞行员飞越比利时国境从而侵犯了比利时的中立，“德意志帝国认为自己已处于与法国交战状态”。
维维亚尼正式否认了这些指控。法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些事情并未发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数这些罪责与其说是说给法国政府听的，不如说是说给德国国内公众听的，为的是要他们相信自己是法国侵略的受害者。维维亚尼把冯·舍恩送到门口，然后不愿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楼，步下台阶，直到等在那里的车子门口。这两位“世代宿敌”的代表伫立了片刻，怏怏相对无言，尔后躬身告别，冯·舍恩乘车消失在暮霭之中。
当晚在白厅，爱德华·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灯华光初放，他一声感怀，后来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整个欧洲的灯光正在熄灭；此生不会看到它们重放光明了。”
8月4日清晨6时，赫尔·冯·贝洛最后一次拜访了布鲁塞尔的外交部，递交了一份照会。照会说，鉴于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议”遭到拒绝，为了自身安全，德国将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时以兵戎相见”。这个“必要时”是有意为比利时改变主意留下的余地。
那天下午，应邀前往代管德国使馆的美国大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到达时，看到冯·贝洛和他的一等秘书冯·施图姆根本不在收拾行装，而是倒在两张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贝洛一手吸烟，一手抹着额头，除此之外，不见他有其他动作。两个年老的官员拿着蜡烛、封蜡和纸条，慢条斯理、郑重其事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给存放档案的几张橡木橱贴封条。“唉，可怜的笨蛋！”冯·施图姆喋喋不休地说着，一半也是自言自语：“他们干吗不避开压路机呢？我们并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挡路，那就得给碾成齑粉。咳，可怜的笨蛋！”
只是后来，德国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问，这一天到底是谁做了笨蛋。奥地利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后来终于发觉这一天正是“我们招致最大灾难的一天”；甚至德国王储在此后很久沮丧地承认这一天是“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心目中输掉第一个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时刚过两分，第一阵土灰色的浪涛在离列日三十英里的格姆梅里希冲过了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宪兵从哨所里开了火。这支由德国主力部队派出来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队，是由冯·埃姆米希将军率领的，计六个步兵旅和三个骑兵师，各步兵旅都配备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该部日暮前就到达了马斯河畔的维塞，这座城市成了后来一系列废墟的首当其冲的一个。
直到入侵那一时刻，许多人依然认为德军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会绕过比利时边界线。他们为何一定要增加两个敌人，把他们拉入战场与自己作对呢？没有人把德国人当作蠢人，所以出现在法国人头脑中的答案，也就理所当然是：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并不真想随即入侵，只不过企图“诱使我们首先进入比利时罢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道命令中禁止法国部队，甚至“一个巡逻兵，一个骑兵”都不得越过边界线。
不知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格雷直到德国入侵时还没有发出英国的最后通牒。阿尔贝国王也没有向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他也担心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个“大骗局”。如果他过早地招来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他们的出现就会把比利时身不由己地拖入战争，同时，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忧，担心这些邻居们一旦在比利时国土上立足下来，说不定就会不急于离开。只是在德军纵队向列日进军的脚步声打消了他的一切疑虑，使他不再有任何选择余地以后，他才于8月4日中午呼吁各保证国采取“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时人在为了面子起见开了几枪之后，或许仍会接受劝告，“达成谅解”。唯其如此，德国最后一份照会只是说“以兵戎相见”，暂时还避不宣战。当比利时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来索取护照时，雅戈赶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建议。他再次申明德国愿意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并说，如果比利时能不毁坏铁路、桥梁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御抵抗而是让德军自由通过，德国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拜恩斯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跟在后面怀着希望地对他说：“或许我们仍有一些话可以谈谈。”
在布鲁塞尔，德国入侵开始后一小时，阿尔贝国王身穿军服，未作任何佩戴，骑马去国会开会。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个孩子，后面跟着两辆马车，国王独自一人在马背上殿后，这个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来。一路上家家户户挂着国旗，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握手，欢笑与呼号交杂一片，每个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来回忆所说，“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朝着国王而来，仿佛人们怀着共同的感情，试图向他表明，他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坚持独立的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该出场，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一起在国会窗口观看着这个小小行列的奥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泪了。
在大厅里，在议员、来宾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后，国王一个人走了进来，将帽子和手套庄重地放在讲台上，便开始演说，只是声音稍有颤抖。他回顾到创建独立的比利时的1830年的国会会议时问道：“先生们，你们是否矢志维护我们先辈留下的这份神圣礼物，使其不受侵犯？”议员们难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个场面。他描写了他如何注视这位国王的十二岁的嗣位人在当时的情形：他身着一套水手服，两眼凝视着父王，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说；描写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着：“这个男孩的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侥天之幸，对未来稍有微感，不禁暗自问道：“年长日久之后，他还会想起这个场面吗？又是怎样想起，何时想起，在什么情况下想起呢？”但这个身着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奥波德三世之后，在1940年却向德国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说结束后，街头巷尾激情高涨，如痴似狂。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人们高呼：“打倒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国王离去之后，群众又欢呼求见陆军大臣。在政府中，陆军大臣不论由谁担任，因为职务关系，平时总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德布罗凯维尔先生虽然是个温文尔雅、老于世故的人，但是当他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也为那天布鲁塞尔每个人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所感动，不禁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红裤子和宽下摆、纽扣在两边的深蓝色上装的法国士兵，迈着整齐步伐穿过街道，引吭高歌着：
这是阿尔萨斯，这是洛林，
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后一个“啊”字，歌声化成一片胜利的欢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赢得更多欢呼声的独臂波将军，佩戴着1870年沙场老将的青黑绶带，骑马走在前列。骑兵团的士兵，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辫，他们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时宜。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装着飞机的大木条箱和平板拖车，车上放着细长的七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这种大炮是法国的骄傲。人马辎重整天川流不息，穿过北站和东站的拱形大门。
车辆绝迹的林荫大道上，走过一队又一队的志愿兵，扛着旗帜和横幅，横幅上写着表示决心的口号：“卢森堡人决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一条横幅上写着“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欢呼喝彩。
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维维亚尼的面色死一般的苍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说时，仍能胜其力之所不能，热情洋溢，辩才雄健；这篇演说和这天每个人的作为一样，被誉为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说。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法俄条约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