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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单纯的展示赌场情况，或者对赌迷的心理做出分析，采访任务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而记者更为关心的是，面对这一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活动，政府是怎样的态度？当地赌风的兴盛和执法机关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硬闯显然也是不明智的。于是，记者以普通百姓的身份打电话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检举。之后记者发现，几个电话里提供给官方的赌博场所里并没有出现任何执法部门的人，而店里的经营者像是接到了某种信息，悄悄地把老虎机等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机器从店前搬到了店后。记录下这一切之后，记者亮明身份出现在政府部门，请执法关配合进行调查采访。等到执法大队再领着记者去街头巷尾参观时，曾经出现过的一幕幕场景已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节目中虽说没有明确指出执法部门与当地赌风兴盛之间的联系，但看过节目的人不难猜到这其中执法机关的渎职、姑息甚至是内外勾结。正是由于记者的巧妙设计、推动，把这一隐性的、背后的关联视觉化了。
“拉网式调查”之后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被媒体曝光到的当地领导都会迅速召开专题会，有关部门组成工作组，在当地刮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治理斗争〃。似乎都在相互比赛似的，反应一个比一个速度快，整改措施一个比一个态度坚决，而且都急于将〃专项治理斗争〃的〃成果〃向上汇报。
新华社在2004年2月9日对河北省文安县用再生塑料生产食品袋进行了内参报道。记者范本吉、朱邦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准备也针对这一现象制作一期节目。和新华社记者取得联系后，对方告诉我们，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在河北省委省政府的督促下，文安县委连夜召开常委会，并迅速做出了整改，根据反馈回来的情况看，这一现象在当地已经基本杜绝。按照他们所说，这个节目恐怕是做不成了。由于文安距离北京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记者决定亲自赴实地调查一次。到了文安县，有关领导向记者介绍了当地如何进行全面检查的政绩：自内参发表后，惊动了许多领导。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作出批示，河北省和廊坊市都派出督察组下到河北文安，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如今已经这一现象已经治理得差不多了。经过这次检查，群众的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县里一转，确实也如那位领导所说，没有发现有可疑的蛛丝马迹。但是，根据和县领导交谈，记者了解到，用再生塑料加工塑料袋成本低，获利高，使很多人迅速致富，这几年来早已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支柱性产业，在如此强大的利润面前，这种现象不可能是一两次检查就能轻易根除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还需要眼见为实。于是，他们一路摸索到县底下的几个村子。到村里一看，拉着废旧塑料的拖拉机、卡车不分白昼往村里的加工点送，大大小小的机器开足了马力在运转，各式各样的塑料垃圾包括医疗垃圾堆积如山，分检场妇女们一刻不停地在工作。种种情况证实了：出发前的推测是正确的。于是记者就去了几家加工厂进行了暗访。工人和小老板告诉我们，所谓的拉网式检查，就是政府来收取一些费用，并没有进行任何检测、监督。“拉网”前后，没什么根本的变化。收集到的这些事实后和县政府的口若悬河的“政绩介绍”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一期趣味横生的《垃圾变成食品袋》就这样诞生了。
如果说过去的《焦点访谈》是整个社会全景性的报道，如今的节目已经在舆论监督的阵地上形成了独特的战斗风格。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曾经诚恳的说，“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各级政府都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我们也注意到；新年伊始，〃舆论监督〃分量明显加重；新闻媒介对舆论监督倾注了更多的热情。关于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中外不乏各种理论书籍。然而，如何从当前国情出发，探索自己独特的舆论监督方式，是值得我们长期讨论的话题。〃舆论正确是百姓之福，舆论错误是百姓之苦”。期待着《焦点访谈》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扬善惩恶，一路走好。（叶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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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第一期节目诞生记／陈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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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1日，是个星期五。这之前，中国刚刚实行了“大礼拜”休息制，但不像现在每周歇两天，而是这周两天，下周一天。
1994年的中国，“愚人节”这个“舶来品”知之者还很少。后来才知道，4月1日竟然是西方的“愚人节”。我要说的是，截止到今天，诞生在“愚人节”的《焦点访谈》好像还没有成心“愚”过人，尽管她有时的“作为”不尽如人意。
我是1994年1月10日正式到《东方时空》报到的，地点是中央电视台20楼男厕所对面的《焦点时刻》办公室，这间房子的编号是A2004。当时，《焦点时刻》的近30号人马，就挤在这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所有的摄像机、编辑机也都拥挤在这里。办公桌平均三人一个，椅子也不能保证每人一把。大家都来上班的时候，转身都得照应着，太猛了就有可能碰着人碰着机器。组里要开个会，桌子上、窗台儿上都坐满了人。好在全体人马出差的频率极高，全组人员都在北京的时候一年也就能赶上一两次。所以，大家伙儿在当时的制片人张海潮的带领下，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每天确保为7：20准时播出的《东方时空》提供10分钟长度的《焦点时刻》。对这样的办公环境和条件，我曾经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因为不舒适，大家自然不愿意坐在这里，自然要找事情做。办公环境好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可能就该差下去了。
1994年2月10号是春节。春节刚过，在一次会议上，部里领导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给即将开播的一个新栏目起名字。这个栏目大约13分钟左右，在CCTV—1的《新闻联播》之后播出。
大家七嘴八舌起了一大堆名字，有些围绕着“焦点”两个字。对于带有“焦点”的名字，我持的是反对意见。我认为，已经有了一个《焦点时刻》，再来一个“焦点”，观众该怎么区分？两个“焦点”该怎么定位？
最终《焦点访谈》这个名字是怎么定下来的我不太清楚，好像是高层的意见。直到今天我都认为《焦点访谈》这个名字使她的“母体”，也就是《焦点时刻》变得尴尬，就好像一个家族里小辈儿重了长辈儿的名儿。《焦点时刻》后来不得不改名成《时空报道》好像也验证了这一点。
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在保证《焦点时刻》每天播出的情况下，开始为4月1日播出的《焦点访谈》准备节目。与我们一起在准备的，还有从新闻中心划到刚刚成立的新闻评论部的原《观察思考》和《今日世界》的一些同志。《观察思考》的人员编成了记者一组和记者二组；《今日世界》的人员编成了记者三组，专门负责国际问题的节目。我们《焦点时刻》组在这时被编成记者四组，全力作《焦点时刻》，还负责一部分《焦点访谈》。那时候，我刚到组里时间不长，正在爬坡期，正在适应和学习《焦点时刻》常规节目的操作方法，准备《焦点访谈》的任务还轮不上我呢，所以对像戴鸣、章伟秋、李媛媛、杨明泽、周墨他们这些老编导们正在神秘准备的“大选题”，只有羡慕的份儿。
好在命运对我不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成为《焦点访谈》首播节目的参与者。
按当时的分工，我干的是编导这个行当，但在首播的《焦点访谈》片尾的字母上，我的名字却是打在“摄像”的行列里，而我在这期节目里担当的工作则又是摄像又是合成。
《焦点访谈》在1994年4月1日开播的准备工作是合格的。在这之前，十几期节目已经经过反复审查和修改，都制作出了符合电视台规范的播出带，这些选题也都非常精彩。像后来陆续播出的《价格没谱质量没准——谁来管管服装？》、《关于杭州弃婴案的报道》、《回家的路有多长——对流浪儿童的跟踪采访》、《从教不仁——全国升学受贿第一案的报道》、《国人看病问题——建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等节目都为刚刚开播的《焦点访谈》大大增色。
当时，《焦点访谈》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几句响亮的宣传词概括了《焦点访谈》的“追求”，也是在向观众承诺自己的“品质”。而“时事追踪报道”可以说是追求的第一目标。
《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人——孙玉胜在他的著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中很真诚地讲出了他作为《焦点访谈》的领导者在那个时候的一些思考。《焦点访谈》的首播节目应该“有时效”，而且“时效性”要很强，也是他在开播之前重点考虑的事情，选择“国债发行第一天”这个新闻事件来做首播节目也是他的主意。
《焦点时刻》组，也就是记者四组，凭着已经摸索和实践出的快速反应能力，承担了《焦点访谈》首播节目《行情看好——'94国债发行第一天》的制作任务。制片人张海潮调整的制作队伍如下：编导是戴鸣、方宏进、金东，金东主要负责协调地方台当天的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