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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初次接触日本的一些民间调查细菌战的人士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大学生，她的舅公名叫石田甚太朗，曾是日军驻华细菌部队之一的1644部队的一员。这支部队的总部当时设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原址就在如今的南京军区总医院的位置上。在南京时，石田所在的细菌部队天天用中国人做鼠疫实验，直至这些中国人死去为止，为的是繁殖、制造大量的鼠疫细菌，然后制成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由于目睹了数百名中国人在实验中活活致死的恐怖情景，石田战后回日本一直郁悒寡欢，负罪的心理使他苦闷。但在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重压之下，他像所有的细菌部队成员一样，对这段历史只有缄口不言，一直到死。石田到了晚年，因为曾经目睹了日本细菌部队的恐怖“研究”，最后他甚至对现代医学都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到了生病都不敢去医院的程度！在临终的前三天，老人把外甥女水谷尚子唤到了身边，拿出了他50多年前在中国使用过的手术刀、保险柜的钥匙、部队的徽章等等，亲口说出了1644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作战的一些重要事实。他要求自己的外甥女到中国去，向中国受害者公开认罪、赎罪，他要使自己的灵魂能够安息。
从此，年复一年，在中国华东、华南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一位名叫水谷尚子的日本女子的足印，她按照舅公临终前的讲述，在南京、杭州、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等地一遍遍地调查、赎罪！石田生前终于没有勇气揭露战争中这一最隐秘、最肮脏的一幕，只有等待更年轻的一代人对此进行道义谴责。
人类打了几千年的战争，战争的胜负的确是最重要的，但是通过什么手段去获胜同样是最重要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人们可是容忍战场上数十万、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屠杀战俘是永远不能饶恕的。希特勒德国吞食波兰、突袭苏联、占领法国，人们对此的评价多见于军事、国际政治方面。可是当希特勒开始用焚尸炉屠杀犹太人时，任何一个人的感情都开始愤怒和紧张，因为它剌穿了人类的道德底线。道义，毕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神经系统。
为什么要在50年后重新调查这段历史，因为人类要找回失去的道义。在采访中，我们还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有无数在细菌战中受害的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亲属，正在开始向日本政府提出民间索赔。真的出乎我的想象，目前中国居然有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从事着日军侵华战争的民间索赔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同时在日本，也有成百名律师在为中国受害者们提供法律支持。
在杭州，我采访了在浙江教育学院工作的高雄飞教授。在他四岁时，日军空投的一枚炸弹，同时炸掉了他和母亲一人一只手臂。作为一名战争受害者，从18年前开始，他就一直为民间向日本政府索赔四处奔走。在华东地区，他竟然征集到了数万名中国受害者的签名和受害资料。他有段话给我印象非常深：文明社会就应该用文明的方式去反对侵略战争，最好的手段就是索赔。首先，索赔具有民间性，它把最残酷的战争细节展示出来，深深影响加害国和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其次索赔具有法律性，它可以让加害国通过法律来判定侵略罪行，这比政府的反省和道歉要可靠得多。
无论是水谷尚子，还是高雄飞，从他们身上，我感到道义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东西，思考战争的道义、思考战争手段的道义，一定会对人类的未来有帮助的。而索赔、审判，不仅仅是经济和正义的问题，而是给所有人包括已经死于战火之中的芸芸众生以尊严，还有爱。面对背离人性的恶行，即使过去一万年，也不能宽容，也不能忘记！
所以在今天，进行日军对华细菌战的调查和索赔，不仅仅是揭露罪行，也是人类反省自己的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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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民生／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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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民生这个话题是从《焦点访谈》开办“群众利益无小事”系列节目引发的联想。应该说《焦点访谈》过去就一直关注民生的话题，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加以特别的关注。从六月份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将选题定位在关注民生上，先后制作播出了《地被征了，生计断了》、《沉陷的农舍》、《谁为庸医撑伞》。这几期节目直接关乎老百姓的命运，反响不错，从中引发了自己的一些思索。
关系民生，最该关注的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是最无奈的，无奈到了国家的政策保护不了他们，一些官员和一些地方政府可以把他们任意地玩弄于股掌之中。山西太原市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耕地，以血肉之躯对抗着所谓的执法（实质上是圈地卖钱）；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的农民，人在家中坐，祸事居然能从地下来，小煤窑在农舍下面乱采乱挖，当地政府的人员对裂缝的搬迁标准是要伸进四个手指头，惶惶不可终日的农民连居住生存权都基本丧失掉了；浙江省乐清市的许多普通百姓，只是因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开水烫伤，却被庸医不仅夺去了大笔钱财，还被致残致死，作为受害者，在本应是娘家的卫生局不仅讨不到一点说法，相反的卫生局却为庸医提供了种种保护，这让百姓实在是欲哭无泪。
回溯这三个话题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弱势群体，要想讨个原本就属于他们自己的公道，何其难也。媒体介入这固然是媒体的职责所在，但也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以《沉陷的农舍》为例，小煤窑挖煤挖到了村民的房子下面，其中占据在国有矿区之内的二十号个体矿井，现在还在不断地在底下掏煤，矿主的名字叫李国庆，这个过去一直疯狂盗挖国家煤炭资源的罪人，居然能在国家全面整顿小煤窑的高压态势中，在某些官员的庇护下不仅毫发无伤，还能拿到貌似合法的采矿证件。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期节目播出后，当地政府的反馈文件里，又将他的罪责开脱了，看来要揭开这背后的黑幕，继续进行艰苦的调查是再所难免的。
关系民生，选题必须是以小见大的，要有发散、调查、拓展的空间。这些年老百姓告状的事太多了，每天来自全国的告状信都堆成小山似的，要从这些素材里选择可以报道的题材，关键要看事情的背后有多大的调查余地。这个调查的余地越大，《焦点访谈》的节目特色也就会越浓。以《谁为庸医撑伞》为例，通过对一份蹊跷的行医执照来历的调查，从几个环节上把乐清市卫生局违反规定发证、对老百姓的冷漠和欺骗法庭的种种情况暴露无疑。
关系民生，最容易打动人的是情理二字。情，是能够引起观众共鸣的基础；理，就是我们经常运用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定，这是对事实判断的依据，节目入了情入了理，剩下的就是采访过程的记录、组织和后期编辑了。讲情，能够动人靠的是理；讲理，也必须依托情来讲。在《地被征了，生计断了》节目中，陈老汉及家人的哭诉和为护地拼死相争的情景，在节目中确有煽情之嫌，但之所以不为过，就是因为占地是非法的，强占的手段也是非法的，没有这个理作为前提，情就很难煽得起来。
前些年，在探讨《访谈》的出路时，大家总为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和报道空间发愁，事实上，群众利益无小事拓展的正是民生的话题，也是我们今后报道的一个重点。关系民生将使我们的报道更有人缘，更能吸引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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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孙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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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该过年了，又该回家了。对于任何一个出门在外的游子而言，能够回老家过年，应该算是一年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掐指算来，先是在《新闻调查》作策划，后是在《焦点访谈》作策划，前后加起来在北京已经漂泊了七年。七年间我有六次是回山西老家过的年。每一次回去前总是惜惜惶惶的，打点行装时似有几分心急，望着即将消失的北京城，眼前晃动的却早已是家乡的身影。但是每一次回去，走家串户之后、推杯换盏之余，明显的感觉就是与平常的工作相比，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累的方式。更要命的是这种特殊的累，还让你表达着一种无奈：现在过年花钱更多了，可这年味却似乎不可挽回地变淡了。于是你的心很快就变得空空荡荡、没落没影的，呆不了几天便开始想着早日回京，为新的生计盘算。
奇怪的是，只有真到离别的时候，那家人的叮嘱、朋友的祝福则又会再次激起你的旧情，使你内心平添些许的苦味与惆怅。于是就等着下一次过年，下一次回家，周而复始，年年不绝。
离开山西七年间，唯独没有回去的一次是９９年，那次与妻子终于下定决心，要借过年之际到外地旅游。出发时心情很激动，兴致极高，但是当大年三十晚上旅馆外的鞭炮赫然炸起时，忽然有一种魂不守舍的感觉，觉得自己灵魂出窍了，茫然不知所措。慌乱中，拿起电话给远在家乡的亲人打过去，然后就是亲朋好友，我说完是妻子接着说，然后就是女儿说，一家三口一说就是一晚上还觉得不够，竟然一晚哪里也没有去。那一年的除夕夜，旅行社曾给这些旅游度假的人们安排了一些守夜活动，但是据说没有几个人前去捧场，显得冷冷清清的。也许更冷清的是人们的心灵。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就不能不回家过年吗？
许多次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许多次我都必须回家过年。似乎那个遥远的地方始终飘动着一根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丝线，无论是浪迹天涯，还是漂洋过海，不管是腰缠万贯，还是行囊空瘪，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刻坚定不移地串起游子的无限思恋，牵引着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流动的人潮，携妻拥儿踏上回归家乡的旅途。
年，是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变化交替中的一座界碑。
家，是三百六十五里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