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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焦点访谈-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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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收费”“费流何处”。这三期节目和以往的访谈节目要求不同,它不是针对一件事情来阐明是非,而是要通过记者的调查来指证体制上的弊病,不是一点聚集,而是散点透视。正好杨晓凌曾经报过一个选题,是湖南湘潭一桥乱收费的问题,这给“借路生财”提供了一个立足点。本落,如果我在南方某市拍的节目没有无故牺牲,“搭车收费”一集就不用再拍。现在,只好重打旗鼓另开张。我和魏驱虎兵分两路,我先去的是江西宜昌市,了解出租车司机反映的乱收费的问题。魏驱虎去湖南,调查路上的收费情况。同时,我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关注所收的费用都干什么了。为第三集“费流何处”准备素材。
  由于一开始该明确了节目的体例,是散点透视,因此在拍摄中我们都没有在某一点上纠缠,而是关注现行体制中存在的弊病。节目很快就拍摄和制作完成,但是却一直面临着能否播出的危险。
  当时我自以为在江西已将当地的人都已稳住,回北京后就没有着急。但是魏驱虎却遇到了麻烦,他还没有离开湖南,湖南的有关部门就已开始活动起来。虎子回北京后连夜将节目赶制出来,李台也签字同意播出。但是,如果将“借路生财”这一集赶在说情者找到关键人物之前提前播出,必然破坏这一系列节目的整体性;如果等所有节目都制作完全后再播,又要面临着成为“黑场”的危险。播,还是不播,评论部的制片人面临着考验——他们是否有能力抵挡住说情者的进攻。最终,制片人们选择了不播。无疑,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当三期节目全部制作完成,被列入播出单时,一个噩耗传落——有关部门通知:有关出租车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这使第二集“搭车收费”光荣牺牲,成为“黑场”。(不知这是不是江西方面活动的结果。)
  怎么办?只好另找出路。在制片人的支持下,我又重新寻找新闻线索,最后在江苏盐城进行了调查。为了这三期系列节目能顺利播出,先后牺牲了两期“访谈”。最终,在盐城拍摄的这集“搭车收费”在顶住了各种压力下存活下来。遗憾的是等节目重新制作完成,长江已开始告急。这三期节目再次从播出单上被撤了下来。
  阴差阳错,这一系列节目恰恰在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常务会之前播出了,这次常务会重点讨论《公路法》的修改草案,而修改《公路法》的目的是为“汽车税费改革”铺平道路。因为现行的收费体制中,有的内容是《公路法》准许的,因此《公路法》不改,税费体制的改革就无法进行。但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大,因为它直接触及了各部门的利益。因此,在10月7日的座谈会上,朱总理说,常务会前专门放了这三期《焦点访谈》,这就使《公路法》的修改草案很容易就通过了。他还说,应该给你发奖金。
  其实,能反映民众的疾苦,并得到决策者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这对于记者来说,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李玉强)



总理的“帮助”/魏驱虎



  1998年10月7日,在二楼电梯前等待朱镕基总理的人群中,我像一条黄花鱼不自觉地往边上溜。
  周围的领导、同仁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而我的心里却在打鼓。
  电梯门打开了,亿万人为其魅力倾倒的身影出现了。朱总理面带笑容和大家逐一握手,时不时地还停下来开上一两句玩笑话:“水均益,布莱尔说你的英语很好,不像在中国学的。”
  总理走近了,我下意识地躲到赵微身后,只是一个劲地鼓掌。总理走过去了,我是周围唯一没有握到总理手的人,因为我的内心对这位老人在崇敬之外,怀有几分畏惧。
  我是唯一一名受到过总理批评的“访谈”记者。今年四月我制作了一期名为《“联通”何时能联通》的节目,对天津联通市话网迟迟不能开通一事进行了报道,批评了邮电部门的老大态度、垄断遗风。节目播出后,朱总理对这一节目提出了批评,但具体讲了些什么,说法不一,内容不详。半年来,这些批评一直是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况且,又得知总理不止一次提及此事,虽台、部领导没有加罪,但其他同仁屡次表扬,唯独本人屡遭批评,心里越发不安。
  此次有幸接受总理接见,激动不已,但又深恐总理认出这小子,当面拎起,批评一番。因此有开头所述与常人不同之表现。
  但这一刻还是来临了。在表扬了一大堆节目后,总理提到了《“联通”为何难联通》一片,问记者在不在。我当时真觉得无地自容,但也只好站起来示众。朱总理笑了,他笑着肯定我那期节目该做,同时善意地指出我不该当法官,应该用事实说话,由主管部门去下结论。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理和蔼地看着我,在他的目光下,我的紧张心情消除了,专门地聆听着总理语重心长的话。
  最后,朱总理说:“杨台长,这可不要影响给他发奖金呀。”大家都笑了,小魏我笑得最甜。
  临别前,总理与我们合影,按身高我恰好站在他身后。照完像,总理转身与孙主任握手,孙主任说“谢谢总理的鼓励。”总理又与我握手,我冒出一句:“也谢谢总理的批评”。朱总理握着我的手笑了,他用左手拍拍我的右肩,说道:“不是批评,是帮助,我们共同研究把工作做得更好。”
  总理的“批评”我将牢记不忘;
  总理的“帮助”我将受益终生。(魏驱虎)



《焦点访谈》十年杂感/白岩松



  从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开播,到2004年4月1日,这之间的十年,对于中国的电视新闻人来说,绝不是3650个日子这么简单。相信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前后,经历了中国电视新闻改革这十年历程的人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感慨着、思考着,而作为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之一的《焦点访谈》栏目,在此时总结自己走过的历程,初看像是一种纪念,细看才知,这是人在途中的一个漂亮的休止符,优美的乐章依然还在后面。
  无论是作为曾经在《焦点访谈》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打开《焦点访谈》这扇窗口,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无处不在的“人”字。
  这个“人”字可能并不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名字,当然,关键时刻,哪些人做出过贡献,《焦点访谈》并不会忘记,但更重要的是,节目中无处不在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十年前,刚刚起步的《焦点访谈》栏目一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平视,即不仰视什么,也不俯视什么,而是用事实说话。在当时,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姿态,以至于后来,“平等”二字写进了新闻评论部的部训之中。
  记得刚开始访谈别人,我习惯性地称呼对方为“老师”,老主任孙玉胜见了客气地说:不要再叫“老师”了,你这样等于强迫所有的观众都成为他的学生,因为你是代表观众向他提问的,这一个提醒极大地改变了我,从此,“平等”才是我理解的对人最大的尊重。
  从1994年到2004年,虽然大家依然有不满,但电视新闻的改革的确不断地向前,细细梳理《焦点访谈》的十年岁月,你会看到,走每一步的不易和推动者的勇气。
  作为中国舆论监督领军旗帜的《焦点访谈》,存在于宣传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呼声之间,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这种位置就决定了,如果要向前走,就得面临挑战。
  改革,往往意味着你无法等待天上往下掉馅饼而你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改革,那你就必须推动某些事情不断的发生变化,不仅要用智慧,更在有的时候要用勇气,甚至就是一定的冒险。
  但是冒险不是赌博,而是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是新闻改革所需要的,所以才有了最后的好结果。但决策者所承担的压力,当时,无人知晓,这也就难怪,十年之后,当大家感叹于《焦点访谈》过去十年电视新闻改革的前进时,当初的创办者之一的孙玉胜平静地给出答案:要敢于尝试。
  尊重人,改变态度,敢于尝试,推动了上一个十年的脚步,但是当你刚刚开始总结,新的一页其实就已翻开,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焦点访谈》,如果你愿意寻找,就还能看到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理想主义。
  过去的十年,不管怎样的辉煌或者留有遗憾,毕竟已成历史,纪念与回顾在前进的过程中只是很短的一瞬,更何况,纪念与回顾原本就是为了前进。跟电视人想要实现的理想相比,过去的十年只是一个开始,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而不重蹈覆辙。(白岩松) 



温暖/黄瑛



  1998年十月七日,朱总理来到《焦点访谈》栏目视察并与部分编辑、记者座谈,能作为一个普通记者参加此次座谈会,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座谈也使我感触颇深。
  焦点访谈栏目创办四年多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受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欢迎,也得到朱总理等高层领导人的肯定。朱总理在此次与我们座谈中,对焦点访谈评价之高,是我事前没有预料到的。
  在朱总理为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有这样两句话:“舆论监督,群众喉舌”。这既是对焦点访谈栏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在访谈走过的四年风雨中,我们为了栏目的成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而总理的肯定,正是对我们努力的一种回报。
  我一直怀疑,在我们一些基层领导习惯“报喜不报忧”,某些官僚体制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高层领导是否能够完全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如果对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没有切实的了解,那么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打折扣。
  焦点访谈自创办以来,依靠栏目定位的准确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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