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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哦……呃，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他说得挺和蔼。我是说他没有蹦得碰到天花板什么的。他只是一个劲儿谈着什么人生是场球赛。您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大家按照规则进行比赛的球赛。”
“是的，先生。我知道是场球赛。我知道。”
球赛，屁的球赛。对某些人说是球赛。你要是参加了实力雄厚的那一边，那倒可以说是场球赛，不错——我愿意承认这一点。可你要是参加了另外那一边，一点实力也没有，加么还赛得了什么球？
什么也赛不成。根本谈不上什么球赛。“绥摩博士已经写信给你父母了吗？”老斯宾塞问我。
“他说他打算在星期一写信给他们。”
“你自己写信告诉他们没有？”
“没有，先生，我没写信告诉他们，因为我星期三就要回家，大概在晚上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你想他们听了这个消息会怎么样？”
“嗯，……他们听了会觉得烦恼，”我说。
“他们一定会的。这已是我第四次换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经常摇头。“嘿！”我说。我经常说“嘿！”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的词汇少得可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的行为举止有时很幼稚。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可有时候我的行为举止却象十三岁。说来确实很可笑，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二英寸半，头上还有白头发。我真有白头发。在头上的一边——右边，有千百万根白头发，从小就有。可我有时候一举一动，却象还只有十二岁。谁都这样说，尤其是我父亲。这么说有点儿对，可并不完全对。人们总是以为某些事情是完全对的。我压根几就不理这个碴儿，除非有时候人们说我，要我老成些，我才冒起火来。有时候我的一举一动要比我的年龄老得多——确是这样——可人们却视而不见。
他们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老斯宾塞又点起头来了。他还开始掏起鼻子来。他装作只是捏一捏鼻子，其实他早将那只大拇指伸进去了。我揣摩他大概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房里只有我一个。我倒也不怎么在乎，只是眼巴巴看着一个人掏鼻子，总不兔有点恶心。
接着他说：“你爸爸和妈妈几个星期前跟绥摩博士谈话的时候，我有幸跟他们见了面。他们都是再好没有的人。”
再好没有，我打心眼里讨厌这个词儿。完全是假模假式。我每次听见这个词儿，心里就作呕。
一霎时，老斯宾塞好象有什么十分妙、十分尖锐——尖锐得象针一样——的话要跟我说。他在椅子上微微坐直身子，稍稍转过身来。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仅仅从膝上拿起那本《大西洋月刊》，想扔到我旁边的床上。他没扔到。只差那么两英寸光景，可他没扔到。我站起来从地上拾起杂志，把它搁在床上。突然间，我想离开这个混帐房间了。我感觉得出有一席可怕的训话马上要来了。我倒不怎么在乎听训话，不过我不乐意一边听训话一边闻维克斯滴鼻药水的味道，一边还得望着穿了睡裤和浴衣的老斯宾塞。我真的不乐意。
训话终于来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呢，孩子？”
老斯宾塞说，口气还相当严厉。“这个学期你念了几门功课？”
“五门，先生。”
“五门。你有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微微挪动一下屁股。这是我有生以来坐过的最硬的床。“英文我考得不错，”我说，“因为《贝沃尔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这类玩艺儿，我在胡敦中学时候都念过了。我是说念英文这一门我用不着费多大劲儿，除了偶尔写写作文。”
他甚至不在听。只要是别人说话，他总不肯好好听。
“历史这一门我没让你及格，因为你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我明白，先生。嘿，我完全明白。您也是没有办法。”
“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他重复了一遍。就是这个最叫我受不了。我都已承认了，他却还要重复说一遍。然而他又说了第三遍。“可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我十分十分怀疑，整整一个学期不知你可曾把课本翻开过哪怕一回。到底翻开过没有？老实说，孩子。”
“嗯，我约略看过那么一两次，”我告诉他说。我不愿伤他的心。他对历史简直着了迷。
“你约略看过，嗯？”他说——讽刺得厉害。
“你的，啊，那份试卷就在我的小衣柜顶上。最最上面的那份就是。请拿来给我。”
来这套非常下流，可我还是过去把那份试卷拿给他了——此外没有其他办法。随后我又坐到他那张象是水泥做的床上。嘿，你想象不出我心里有多懊丧，深悔自己不该来向他道别。
他拿起我的试卷来，那样子就象拿着臭屎什么的。“我们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二月二日上关于埃及人的课。在自由选挥的论文题里，你选了写埃及人，你想听听你说了些什么吗？”
“不，先生，不怎么想听，”我说。
可他照样念了出来。老师想于什么，你很难阻止他。他是非干不可的。
埃及人是一个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古民族，住在非洲北部一带。我们全都知道，非洲是东半球上最大的大陆。
我只好坐在那里倾听这类废话。来这一套确实下流。
我们今天对埃及人极感兴趣，原因很多。现代科学仍想知道埃及人到底用什么秘密药料敷在他们所包裹的死人身上，能使他们的脸经无数世纪而不腐烂。这一有趣的谜仍是对二十世纪现代科学的一个挑战。
他不念了，随手把试卷放下。我开始有点恨他了。“你的大作，我们可以这么说，写到这儿就完了，”他用十分讽刺的口吻说。你真想不到象他这样的老家伙说话竟能这么讽刺。“可是，你在试卷底下还写给我一封短信，”他说。
“我知道我写了封短信，”我说。我说得非常快，因为我想拦住他，不让他把那玩艺儿大声读出来。可你没法拦住他。他热得象个着了火的炮仗。
“亲爱的斯宾塞先生，”他大声念道。“我对埃及人只知道这一些。虽然您讲课讲得极好，我却对他们不怎么感兴趣。您尽管可以不让我及格，反正我除了英文一门以外，哪门功课也不可能及格。
极敬爱您的学生
霍尔顿。考尔菲德敬上。
他放下那份混帐试卷，拿眼望着我，那样子就象他妈的在比赛乒乓球或者其他什么球的时候把我打得一败涂地似的，他这么把那封短信大声念出来，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要是他写了那短信，我是决不会大声念给他听的——我真的不会。尤其是，我他妈的写那信只是为了安慰他，好让他不给我及格的时候不至于太难受。
“你怪我没让你及格吗，孩子？”他说。
“不，先生？我当然不怪你，”我说。我他妈的真希望他别老这么一个劲儿管我叫“孩子”。
他念完试卷，也想把它扔到床上。只是他又没有扔到，自然罗。我不得不再一次起身把它拾起来，放在那本《大西洋月刊》上面。每两分钟起身给他拾一次东西，实在叫人腻烦。
“你要是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呢？”他说。
“老实说吧，孩子。”
呃，你看得出他给了我不及格，心里确实很不安。我于是信口跟他胡扯起来。我告诉他说我真是个窝囊废，诸如此类的话。我跟他说我要是换了他的地位，也不得不那么做，还说大多数人都体会不到当老师的处境有多困难。反正是那一套老话。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在信口开河，一边却在想别的事。我住在纽约，当时不知怎的竟想起中央公园靠南边的那个小湖来了。我在琢磨，到我回家时候，湖里的水大概已经结冰了，要是结了冰，那些野鸭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一个劲儿琢磨，湖水冻严以后，那些野鸭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在琢磨是不是会有人开了辆卡车来，捉住它们送到动物园里去。或者竟是它们自己飞走了？
我倒是很幸运。我是说我竟能一边跟老斯宾塞胡扯，一边想那些鸭子。奇怪的是，你跟老师聊天的时候，竟用不着动什么脑筋。可我正在胡扯的时候，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他老喜欢打断别人的话。
“你对这一切是怎么个感觉呢，孩子？我对这很感兴趣。感兴趣极了。”
“您是说我给开除出潘西这件事？”我说，我真希望他能把自己瘦骨磷峋的胸脯遮盖起来。这可不是太悦目的景色。
“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我相信你在胡敦中学和爱尔敦。希尔斯也遇到过困难。”他说这话时不仅带着讽刺，而且带着点儿恶意了。
“我在爱尔敦。希尔斯倒没什么困难，”我对他说。“我不完全是给开除出来的。我只是自动退学，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请问？”
“为什么？哎呀，这事说来话长，先生。我是说问题极其复杂。”我不想跟他细谈。他听了也不会理解。这不是他在行的学问。我离开爱尔敦。希尔斯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举例说，学校里的校长哈斯先生就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义的杂种。比老绥摩还要坏十倍。比如说，到了星期天，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哈斯就跑来跑去跟他们每个人握手。
还象个娼妇似的巴结人。除非见了某些模样儿有点古怪的家长。你真该看看他怎样对待跟我同房的那个学生的父母。我是说要是学生的母亲显得太胖或者粗野，或者学生的父亲凑巧是那种穿着宽肩膀衣服和粗俗的黑白两色鞋的人，那时候老哈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