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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文论集-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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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
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新文学,且以年
龄关系,思想成为定型,脑筋筑起一千丈铜墙铁壁,对于任何高深的新知识都深闭固拒,无
论如何不肯容纳,这是古今中外一般常情。再若旧式文人也最瞧不起小说,四库全书不收小
说。病夫先生很早便认为梁启超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小说与群说关系》及该报所附刊的小
说杂志,于陶冶国民性及转移风俗厥力至伟。远在五四运动前十五、六年间,他便邀集同
志,凑齐股本,在上海设立小说林社,除出版自著小说《孽海花》外,又发行翻译的外国小
说,据说商务印书馆刊行林畏庐(琴南)的翻译小说,也是由于小说林的刺激而然。病夫后
赴北京,会见林琴南,力劝他译西书宜舍弃文言,改用语体;并劝他翻译西洋小说,宜知西
洋文学的流派,宜择欧洲第一流文人的作品,并须择其有代表性者。像英国哈葛德的作品,
林氏翻译了好多部,实为浪费精力。林氏不能用其言,反以自己能将外国第二、三流的作品
介绍进来,与第一流作家并列,有“化腐臭为神奇”的本领,而诩诩自得呢。这一点,病夫
先生,可说新文学的先知先觉,实为难能可贵。他真美善书店便在鼓吹新文艺,而尤着意于
小说。

    病夫第二点的贡献,便是他的翻译事业。他能用法文直接翻译书,不像林琴南目不识西
文仅凭他人口述,做点笔录功夫。原来病夫早年原想入外交界服务,为了英文在那时仅供商
业用途,而法文则为外交上必须的文字,是以在北京时入同文馆读书,就选了法文为主修之
课,不幸因故出京未能继续,他却以那八个月光阴所学法文为基础,回到家乡后,借助于字
典,努力进修,居然将法文弄通了,后来又遇见了寓法有年陈季同将军,陈告以法国文学变
迁之情况,并告以法国文人如佛郎士等对于中国文学之评价,病夫始知西洋文艺值得研究,
遂发狂一般,大购法国文学书,日夜诵读,以用功太过,患了一场大病,缠绵三年始渐痊
愈。在病中仍手不释卷,终则对法国文学筑下深厚的基础,能自由译法文书。

    病夫的翻译事业以介绍十九世纪法国文豪雨果的作品为主,他译书纯用语体,努力保存
原文的面貌和风格,但又不是呆板的直译。因为他的中文底子好,于原书高深的思想,微妙
的意趣,隽永的神韵,幽默的风味,都能曲曲传达出来。不像林琴南因自己不懂西文,只好
一随口述者的摆布。他的口述者外文程度往往不高,遇着不解的地方便付之节略,好多西洋
名著便被林氏笔录得走了样了。又林氏于西书的题目好改用些香艳字样,像什么“玉楼花
劫”、“剑底鸳鸯”、“香钩情眼”、“吟边燕语”,不胜枚举,此风传播,致民国初年那
数十年间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而东亚病夫的翻译则直用原来书名,像雨果的Quatre
VingtTreize,便译为《九十三年》,Angelo便译为《项日乐》,Her
nani便译为《欧那尼》,LucreceBarqia便译为《吕克兰鲍夏》等等,他
翻译的书不能像林译的风行,实也由于曲高和寡的关系。

    病夫对于他翻译事业,也曾拟定了一个计划,那计划也大得惊人。他很早便宣布文学之
为物,不是孤立的,必须接受外来文学的冲击,始能发生变化,产生进步,一潭死水,没有
新源,终于腐臭而已,又好像花之能结果,有类于蜂蝶之传播花粒,花之品类由低劣的品
种,变成高贵的品种,也有待于外来珍卉与之屡次的配合。或谓一个民族有其独立性,所谓
民族文学也有其独立性,接受外来影响,岂不丧其故吾,与人同化。病夫不以为然,他说外
来影响仅足以刺激我们的创造性,并不能将我们的推翻。在他那篇有名的《真美善杂志发刊
词》,曾历举英法各国文学潮流为例,说的理由都充足异常。

    他所拟翻译计划是怎样呢?第一命他公子虚白将我国已有翻译作品都详细调查,列为一
表。然后将这些译品,逐一讨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一一分开,再将各国各时代,
各派别的代表作,另立一表,说明其应先选择,在杂志里,按期发表,大家共来商榷,以便
定出一个翻译的总标准。

    那时病夫对于文化事业兴趣十分浓厚,一面创作,一面翻译西洋名著,正拟将他这个计
划付之实施,而真美善书店竟以经费支绌,亏累太巨,不得不关门。而他自己以那几年透支
精力太甚,健康日走下坡,只好回到故乡常熟,辟圃种花自遣。民国二十五年六月间,竟一
病不起,一个伟大崇高的人格,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一种忠于文化,努力不懈的精神,忽
然消失了,随着这位才兼新旧,学通中外才人的遗蜕,长埋虞山之麓了。这真是中国文化界
莫大的损失,令人惋惜哀感于无穷!

    本章题目为《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则对于病夫之子虚白先生的事也应一提。虚白乃系
病夫的长公子,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所学并非文科,但他禀父遗传,爱好此道,文笔雄
肆,理论透彻。病夫在沪设真美善书店,他是父亲得力的助手,也是为文化奋斗的同志。他
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多,与他父亲合著《一家言》,极博好评。他又曾利用山海
经、穆天子传、列子等旧神话,撰写若干短篇小说,如《傀儡的造反》、《徐福的下落》
等,色彩瑰丽,寓意深刻,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扬鞭集》读后感

    当新文学运动起来时,白话诗可算是最初的试验。但那时做白话诗的人,大都是半路出
家的和尚。像胡适,周氏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李大钊诸先生旧诗都很有根底,所以也一
时不容易打破旧型式的限制。正如胡适先生在《蕙的风》序文里说:“当我们在五六年提倡
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又说那时的新诗“大部分只
是一些词曲式的白话诗——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新诗”,但是这话用在刘半农先生身上是不大
对的。他最早发表的《新青年》上的作品如《学徒苦》、《除夕》、《灵魂》等或仿汉乐府
音节,或采取五言体裁,不能算“真正的新诗”以外,其余各诗便在今日看来仍然不失为上
品的艺术。像那首无韵长诗《窗纸》,幻想之丰富,用笔之灵活,格式之新奇,现代新诗人
中还少有做得出来的呢。好像听见周作人先生十年前说过一段话:“我所见三个具有天分的
诗人,一个是俞平伯,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刘半农”。前二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少,不敢冒
昧同意,至于刘半农先生在五四时代新诗标准尚在渺茫之时,他居然能够打破藩篱,绝去町
畦,贡献一种活泼新鲜的风格,而且从容挥洒,谈笑自如,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之态,不是天
分过人,何能如此?

    他的诗集如《瓦釜集》之类今已绝版,我仅看见半部《扬鞭集》就勉强以这个作为批评
的根据吧。大约《扬鞭集》的诗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接着五四以来的径路发展,用的是旧式
诗词的音节,但排斥了富丽的词藻,略去了琐细的描写,而以淡素质朴之笔出之。如《卖乐
谱》,《忆江南》、《秋歌》,《记画》,《侬家》,《阵雨》,《归程中得小诗五首》之
例皆是。今举其《侬家》一首让读者赏鉴赏鉴:  君问侬家住何处,去此前头半里许,
浓林绕屋一抹青,檐下疏疏晾白纻。

    读了这首诗,天然会想起《辍耕录》所记揭曼硕盘江遇水仙诗:“盘塘江上是侬家,郎
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也有用白话写而仿古诗格式的,如思
祖国而作之三唉歌仿汉梁鸿《五噫歌》,但变化得一点痕迹都没有,却是难得。其歌云:
得不到她的消息是怔忡,得到了她的消息是烦苦,唉!

    沉沉的一片黑,是漆么?

    模糊的一片白,是雾么?唉!

    这大的一个无底的火焰窟,浇下一些儿眼泪有得什么用处啊,唉!

    第二类完全采用方言。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参赞卫太尔男爵在北京专搜民歌
编成一部《北京歌唱》,他在30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并且说:“根
据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胡适
之先生讨论道:“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话里有许多可以供
给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的文句,却不屑研
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但是半农先生似乎补足这
缺陷了。他用江阴方言所拟的山歌,儿歌,用北京方言所作的人力车夫对话,无一不生动佳
妙。前者如:  你乙看见水里格游鱼对挨着对?

    你乙看见你头上格杨柳头并着头?

    你乙看见你水里格影子孤零零?

    你乙看见水浪圈圈一晃一晃成两个人?

    原注:乙,疑问词,犹国语之可曾,吴语之阿。又:

    河边浪阿姊你洗格舍衣裳?

    你一泊一泊泊出清波万丈长。

    我隔子绿沉沉格杨柳听你一记一记捣,一记一记一齐捣笃我心上!

    又如拟儿歌集中也常见。有一首记他本乡沙洲地方残杀婴儿之风:

    “小猪落地三升糠”,小人落地无抵杠!

    东家小囝送进育婴堂,养成干姜瘪枣黄鼠狼!

    西家小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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