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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博带道貌俨然的朝士大夫或道学家的坛站间的讲辞，而是两三好友，穿着睡衣，踏着拖
鞋，月白风清之夜，豆棚瓜架之间，一支袅袅的香烟或一杯淡淡的清茶在手，不拘形迹，放
言高论，可由宇宙之大谈到苍蝇之微，也可由米盐的琐屑转入人生的奥旨，哲学的妙谛。这
种文体可称之为絮语体的小品散文。
自从林语堂刮起了这阵“风”，整个大上海都随风而靡了，风力圈也扩张到全中国，引
起左派的嫉忌，大肆攻击，什么“帮闲文学”、“小摆什”、“有闲阶级的玩意儿”、“麻
醉青年的毒剂”一类恶毒的话头，不一而足。那时正当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之后，日本趁火打
劫，侵占我们的东北四省，上海又当淞沪大战之后，内忧外患非常严重，人心正在忧虑不安
之时，林语堂来倡导什么幽默文学和讲什么情趣主义，实也不合时宜，于是左派乱飞的帽
子，“汉奸”、“卖国贼”，连胡适之先生头上都罩了几顶，林氏当然也不能幸免了。为了
左派攻击得太厉害，国内不能存身，林氏写了十几首诗，愤而全家赴美。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几个超越派别的文评家
韩侍桁，曾留日，也是三十年代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所著《胭脂》自序中说：“我
时时刻刻在要求着使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见，自己的感觉；于是在脑
中，我不断地建筑过蜃楼，然而面对着生活的狞恶的面像，这些蜃楼，马上就瓦解了。”可
见韩侍桁是一个不为那所谓时代潮流所左右，而一心要说自己的话的人物，在现代是很难
得，是一个为批评而批评的作家。
他以前常在周作人所办的《语丝》里投稿，人家称他为语丝派，他力加否认。他和《语
丝》旨趣相同之点，是尊重个性，于《语丝》所讲求的情趣主义则似乎并不重视。当创造社
转变时，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韩氏写了些文章反对。成仿吾这个黑旋风，骂起人来非
常泼辣，也一点不讲道理，侍桁处处以理折之。像文学有否阶级性的问题，他比梁实秋时代
更早，他的答案当然是落在“否”的方面。他因尊重个性，自然主张个人主义的文学。创造
社人未转变前，也讲个人主义，但无非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转变后，又整天叫嚷“大
众”，侍桁道：“艺术中何尝有什么个人主义的与大众的分别呢？艺术只有‘真’与
‘伪’，再没有别的分别。艺术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艺术品中，他的目的是自我，而结果仍是
大众的。反言之，他所产生的艺术品只有他自身能了解，只有他自己能鉴赏，这并不是个人
主义的艺术，只是虚伪的艺术而已。”
再者成仿吾要打倒代表小资产意识的文学，而建设农工大众的用语，侍桁笑他对农工大
众的生活毫无了解，只因一点浅薄的同情便想硬来描写；又问：“中国尚没有统一的语言，
你们所谓农工大众的语言，以什么为标准？文学不是硬写可成，你们太无聊浅薄了。”
（《个人主义文学及其他》）成氏对胡适等整理国故的运动，只一味诋为“开倒车”，认为
是率领青年“狂舐数千年的枯骨”，韩侍桁也予以驳斥，他说胡适研究水浒红楼及搜出中国
古代一些白话作品是“把那些多年埋在秽土中的宝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们所轻视的白话
文学作品整理出来，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这样说来，整理国故，不是新文学运动的
要务吗？”又说：“这次新文学的运动，只认定白话是惟一的文学的用语还不够的，至少我
们要找出以往的伟大作品作基础，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生芽，这样的努力是有见识，是聪
明的。”他对胡适整理红楼水浒及一切古代白话作品，作正面的赞许与钦佩，又因创造社那
几个巨头，以介绍西洋文学，自相炫耀，以为国故不值得谈。侍桁道：“当然除去这一条方
法之外，努力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一条路，不过要知道外国文学的侵入，只能做一点小帮助，
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学表现的方法与意识，或者能稍有影响，而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
的情调，是不能根本推翻的，并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若是他自有情调失了，总是外来的奴
隶，不会有更伟大的作品产生。实在的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把盎格罗撒逊或斯拉夫
民族的血液，全盘注到老中国的民族血管中吗？这样讲起来，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就要胜
过介绍十部《浮士德》。”（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其实胡适的整理国故范围甚广，但读他的《国学季刊宣言》便知，并不限于水浒红楼的
整理。那篇宣言只有硕学通儒如胡适博士者才能写得出。创造社几个头子打死了也写不出半
个字的。他们的反对真所谓蜻蜓撼石柱，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侍桁著有《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小泉八云十讲》、《西洋文艺论集》等。又著有
《参差集》，所有批评文字均收这本书内。
王任叔像韩侍桁一般是个自由文评家，反对创造社革命文学甚力，著有《革命文学论文
集》，内多精警文章。
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桐城本是文风最盛的地方，朱氏幼承家学，国文根柢甚
为深厚，后又入香港大学读书，毕业后赴英伦深造。民国二十年间，他尚在欧洲，写有若干
书翰体与青年谈各类问题的文章，在开明书店所办的《中学生》上发表。他学问既极丰富，
见解也高人一等，佐以优美的文笔及非常诚恳的态度，不但学生读了为之入迷，成年的知识
分子也为之击节不已。后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时风行于全国，其中有几篇被采
入国文课本，许多学校列其书为课外必读书。
他返国后，历任各大专学校教授，一面教书，一面为各文艺刊物写稿，结集有《孟实文
钞》，里面所收皆是有关文学的文章。如《谈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隐与
显》、《悲剧与人生的距离》，都极堪玩味，朱氏对于那时代文艺风气颇不以为然。好像他
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理想的文艺刊物》说：“在现代的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
就要追问到思想。这是不可逃免的。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
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
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十九世纪
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在今日已为多数人公认，并且，
无论它是否健全，它究竟有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每种文艺观都必同时是一种人生观，所以
‘为文艺而文艺’的信条自身就隐含着一种矛盾。”
又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
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
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
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的信条的尝
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
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以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改善的工
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
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
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怀
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这两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钻牛角，死路一条。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
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
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
‘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一般被斥为‘落伍’的作家感到时代潮流的
压迫，等于左右做人难，于是对于时代起疑惧与厌恶，抱‘与人无争’的态度而‘超然’起
来。结果是我们看得到的，搬弄名词，呐喊口号，没有产生文学。不搬弄名词，呐喊口号，
也没有产生文学。失败的原因是异途而同归的。大家都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对
于现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进’者亦未必真正‘前进’，一个
作家的精神产业往往只限于几本翻译的小说集，实际人生的经验只局限于都会中小资产阶级
的来往，他的光阴大半要费在写稿谋生活，这样贫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丰富的收获呢？”
朱光潜对于左派叫嚣谩骂的习惯也深表厌恶，说：“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
时在酝酿、骚动、发展，甚至于冲突斗争。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
学说不打倒会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们也不用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你
们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
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凭仗暴
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的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
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
李健吾，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刘西渭是其笔名，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