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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但丁的组合后，成了完整的想象。”（李著《文学与生活》第二辑，《意识与想象》）巴
尔札克一生写了九十七种书，仿但丁《神的喜剧》之例而名之为《人的喜剧》。批评家泰纳
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
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
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
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
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李著同书《意识与天才》）。左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的作家，不但勤求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努力搜集实地的证据。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正
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左拉主张文学必须将基础建筑在科学上。他写《庐贡——马喀尔家
谱》（ＲｏｎｇｏｎＭａｃｑｕａｒｔ）一名《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与社会的历
史》。发挥遗传学的理论。他之写此书是由于他认识了一位实验生理学家名叫戴洛士·拉庚
（ＴｈｅｒｏｓｅＲａｑｕｉｎ）者，从这位生理学家处，听到了许多遗传学的理论，左拉
遂大读科学、医学及遗传学的专门著作，将所得学识运用在卢贡——马喀尔几代人身上，写
出各种精神病态，堕落趋向，证明不良遗传是如何的可怕。这是左拉勤求书本知识之例。他
写《土地》（ＬａＴｅｒｒｅ）之前，曾到蒲斯（Ｂａｕｃｅ）住了一个夏季。写《裘弥娜
儿》（Ｔｅｒｍｉｎａｌ）则在某矿山住过一个月的时间。写《罗马》特到罗马旅行一趟。
写《巴黎的肚子》（ＬｅＶｅｎｔｒｅｄｅＰａｒｉｓ）又曾巡历市场各地，无昼无夜，穿
梭般奔走，拜访医生、洗衣妇、木工、石工、将他们谈话一一记录下来。他写《三城》（Ｌ
ｅｓｔｒｏｉｓＶｉｌｌｅｓ）和《露德》（Ｌｏｕｒｄｅｓ）共作了一千七百页笔记。这
是他搜集实地调查证据之例。左拉作品尽是社会实录，绝无向壁虚造，或专凭幻想与妄逞臆
说之病，是以他的写作态度，被称为“左拉主义”（Ｚｏｌａｌｉｓｍ），这都是学问和人
生经验的总和。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全靠这两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学力，天才即稍逊，也不碍其成为大作家。西洋文艺界有“养料胜天然”
（ＮｏｕｒｒｉｔｕｒｅｐａｓｓＮａｔｕｒｅ）之语。中国则有“勤能补拙”之语，意义
均相类似。如此，则作家充实自己的学力，当然是写作的第一条件了。
五作家的修养自己
所谓修养自己，即修养自己品格之谓。如前所述，文人习气偏于坏的方面居多。但社会
对于文人总欢喜以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譬如恋爱不专一，在普通人为之，大家认为罪恶，在
文人则反认为是风流韵事，津津乐道，若有余慕。骄傲也是一种恶德，在文人则又认为天才
应有的自负。好像一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谅，文人得到社会这样的宽容，胆量愈来愈壮，
恶习愈积愈多，终至变成与一般群众格格不入的另一种动物，这也是社会对文人过于姑息造
成的——诚然，文人是世间俊物，有如琪花瑶草，古玩法书，乃不可多得的东西，理应爱
护，即如笔者平生论人有相当之严，但看待文人则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并不配称为文
人，而文人坏习气却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担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个人，有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所以也有他应该实践的德目，万不可因
社会对他过分的爱重，便以特权阶级自居，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甚至破坏道德的规条，干
犯国家的法纪，致使拘谨者为之侧目。像何曾便曾当面斥责阮籍道：“卿任性放荡，败礼伤
教，若不革变，王宪岂得相容？”又建议司马昭，谓“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
话，固迂腐可笑，阮籍种种作为，以今日眼光看来，也嫌其太过吧。《颜之推家训·文章》
篇，历举无行文人的实例，多至三十余条，除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冤抑外，其余
各例都相当公平。无怪宋陈与刘挚不约而同地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于是，“文
人无行”这句话竟成为定律，这还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吗？
关于作家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品格，笔者替穆中南先生领导的文坛函授学校写过一篇讲
义，题目是《文学写作的修养》，该文第四节是作家应该怎样《创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
见，均已发挥，此处不必重复。现在所补充者：第一，作家应抱固穷的精神。以前作家没有
稿费之说，虽有所谓“润笔”，亦限于少数著名文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受创作欲的压迫，
即处境极端困厄，仍然染翰挥毫，撰写不辍。陶渊明躬耕柴桑，饥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
界最高的诗篇均产生于此时。杜甫天宝大乱前过着“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的生活，大
乱后，流离蜀道，甚少宁居之日，反而写成了无数沉郁顿挫，苍凉感慨的鸿篇。曹雪芹的
《红楼梦》写于繁华梦醒，饔飧不继的岁月之中。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脱稿于万金散
尽，穷饿潦倒环境之下。他们的写作，不仅不求金钱，甚至不求名誉。于今作家虽有稿费可
领，版税可收，靠它养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仅仅维持个人衣食都是问题，不过作家应该
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可一会儿怪政府没有尽到保护文艺的职责，一会儿又责
社会不识货，埋没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骚满腹。或者逢迎读者低级趣味，写出些
诲淫诲盗的黄黑作品。当然我们都希望作家生活将来能够改善，不过目前我们只有忍耐，况
且困厄环境对于创作，反而有益。在这里，我愿意引恽敬一段文章，以为同业劝。恽说之大
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饥寒之外，复多变故，或家室违异，或朝廷岐阻，或毁
败于谗讥，或辗转于疾病，使历暌变之人情，发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权或属，则智力所
诣，悉中机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遗文逸事，法书名画，皆能曲折精凝，鸿懿绝特，不类乎
人人之所为。孟东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进，其他所得，宁有既哉？”法国美学家居
友（Ｇｕｙｏｕ）常说：“人生不经大痛苦及大快变，斯无美学上的价值。”又曰：“情至
深时，苦与乐同。”此言皆发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应养成言行一致的习惯。所谓“言”便是作家所写的文章，所谓“行”，便
是作家的行为。作家固不必照着自己所写的话一一实行，然话说得冠冕堂皇，行为却龌龊卑
鄙，则陷于虚伪，虚伪是作家第一应该戒绝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见其性情，
虽有文章，伪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谓感情真伪，有诗人辞人
之别，诗人为情而造文，辞人为文而造情。为文造情者，“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
务，而虚游人外……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这里，笔者可以举出几个例子
来证明。汉代息夫躬，本是个干特务的险恶人物，以攻讦告变，陷人于死，而得封侯，后得
罪下狱，自杀而死，临死时作了一首绝命词，其中居然有“发忠亡身，自绕罔兮！冤颈折
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虽替自己这样呼冤，读者却没
人肯信，朱熹也说：“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偿责，而此词乃以发忠亡身，号于上帝，甚矣其
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断乡曲，渔肉善良，种种劣迹，不一而足，乡人恨之入骨，而他所
作诗歌，却慷慨激昂，忠义愤发，常对人说乡里恶名不过十馀年便归消灭，而文章则至少可
传五百年，五百年后，人家读我诗歌，岂不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吗？某孝廉如此存心，总算
善于取巧，无奈言为心声，心术不正，文章也好不起来，所以他的假诗文，究竟一首也不曾
传流后世。
第三，作家应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诚挚的真理爱。如前所述，白居易抨击时弊，几致颠
危；左拉为受屈犹太军官控诉，亦屡招暗杀的恫吓，不得不出避国外，但他的呼号并不停
止，感动许多文人，联合一起，共同奋斗。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莱浮斯（Ｄｒｅｙｆｕｓ）
事件，替世界文坛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纪念碑，永远象征着公道的胜利。作家对真理之爱
也应和正义感有同样的热度。这就是说作为一个文学作家，应当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面，爱
慕真理，拥护真理，服务真理，甚至不惜为真理牺牲生命。像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倡人
伦道德之说，抵抗风行一时诡辩学派，卒被迫饮鸠而死。方孝孺不肯为燕王草登极诏，嚼舌
骂贼，血染阶石，九族骈戮，株连门生。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黄道周这些文人，不仕
异族，壮烈成仁，虽说国家民族的观念使然，实际上也是正义之感和真理之爱内在的驱策。
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是二者的象征罢了。
第四，作家应了解自己的使命，领导时代的潮流。我以为凡所谓伟大作品，必须站在时
代尖端，领导时代，趋向正鹄，或忠实地反映时代。其泊没时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
攀住时代尾巴，拖曳前进者，作品每缺乏真正价值。
所谓反映时代，如杜甫之诗歌与天宝大乱前后十余年的国史相表里，故称“诗史”。美
国司徒活夫人之《黑奴吁天录》描写黑奴之痛苦，英国迭更司写私塾之弊端，俄国屠介涅夫
《猎人日记》写农奴之惨，亦属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笔者前已说过，现请从略。
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