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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等一会。”施季里茨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施季里茨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普列伊什涅尔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牧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督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伯尔尼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舒伦堡和缪勒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卡尔登布鲁纳和鲍曼是怎么知道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帝国边境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缪勒现在正在研究卡佳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在波茨坦或韦丁交给我的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施季里茨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舒伦堡是会向找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沃尔夫的那些日子里在瑞士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牧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伯尔尼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伊萨耶夫，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在普列伊什涅尔下榻的维尔吉尼亚膳宿旅馆。第二，缪勒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勃柳缅大街的那个人面质……普列伊什涅尔——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很简单：舒伦堡会提问牧师的。
“我要他呆在这里的囚房里，”他会这么说，“而不是要他消遥在监狱之外。”
“从处理问题的角度来说，这不够妥当，”我将这样来回答他。
“我们在瑞士可以通过什拉格与外界保持良好的接触，以便进行各种方式的会谈。”
现在差十分十二点。钟响之前还有一些时间，是否应该切断一切联系呢？你不要尽对自己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胡活，这是愚蠢的，也是不老实的。舒伦堡不是凭逻辑办事的人，象散发着臭气的帝国所有的人一样，他是个个性好冲动的人。拼命把政权抓到手的魔鬼在决定如何干时是绝不受任何约束的，同时他们的任何行动也是不受监督的，你既不能改选他们，又不能根据事业的需要来撤换他们，他们只能和这个国家机构一块儿完蛋了事……打从这只可恶的猫跑了过去以后，我就刹住了车，停留在马路中间已经有五分钟了，这对我是有利的：只有襟怀坦白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按照缪勒的看法没有一个侦察人员愿意招人耳目——好样的，施季里茨！真有你的，是我一开始就想出了“以猫为借口”的点子，还是现在才突然想到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吧……无论是对缪勒，还是对舒伦堡，我都不应该回答他们的问话，我应该迫使他们发问……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应该首先去见鲍曼。把牧师弄到的沃尔夫和杜勒斯会谈的录音带交给他……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要象罗马人那样于吗？要对其分而治之……再说鲍曼也无法从我的家里向外界打电话……我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如果缪勒在那里已经安插上了自己的心腹，他们会让我从那里向外界通电话吗？”
他踩动了油门，纯属无意识地向镜子里望了一望，发现一个孩子牵着一条狗在人行道上跑着。他把头缩在两臂之间，畏惧地跑着，好像在等待着别人的袭击；他的面颊干瘪，布满了皱纹好似一副行将就木的老人的面孔，那时人的两耳变得大得不成比例，耳垂耷拉着，颜色灰青而蜡黄。
施季里茨慢慢地变换了车档，稍稍地刹了一下车，朝着小孩赞扬地微笑了一下，然后才转弯向市中心驶去——在地铁的附近还有几处自动电话可供使用。在菲舍尔马尔克大街的小酒馆里肯定可以向外面打电话——在“粗野的戈特利布”家打电话倒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无论什么谈话都会被区秘密警察记录下来，再说戈特利布本人也一直在严密地防范着。根据帝国1934年6月7日颁布的一项法律，每一家饭店、旅馆、酒吧、咖啡厅、啤酒店的老板都有义务与当局进行合作、要把行迹稍有嫌疑的客人都报知当局。如果去你处饮啤酒的客人既不刮脸又衣着邋遢，或者与之相反穿着过于讲究，尤其是身穿外国式样的服装（英美式样的服装可以立即认出来），如果客人哭哭啼啼，或者忘情地发笑，总而言之，如果他稍有别于一般的群众，就应立即向秘密警察局报告。既然茨岗人和犹太人严禁下饭店、咖啡厅和旅店，因为他们属于应被消灭之列的劣等人，而且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后被驱赶到帝国的法国工人和波兰、南斯拉夫、苏联的“猪”也披严襟光顾公共场所，所以进行全面监视的惩治法令就理所当然地落在元首动人地称作为“上等人种”的头上了，他们这些“上等人”正是被监禁在所谓的
“日开曼民族伟大帝国”这所巨型的集中营里，正是在那里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构时时刻刻在重复着“每个帝国臣民都拥有一切自由和自等的权利”。
……施季里茨在地铁“阿道夫。希特勒。普拉茨”站旁稍事停留以后，绕着自己那部沾满尘土的“霍里赫”牌汽车转了一圈，他心里想应该马上冲洗一下汽电否则警察就要层层向上报告了（他的汽车号码是政府部门的号码；每一组字母都分别上报有关帝国各部，这样既便于监视大街上车辆来往的情况，对于“中层”官员外出行动的专门报告，每日由交通警察的专门部门来进行记录对于公务车辆不按通常路线行车情况的报告交秘密警察处理）。
施蒂尔利庆向电话机内投送了两枚十分尼的硬币，他暗想，如果先打电话给鲍曼，立刻就会得罪缪勒。他曾对我说过：“您看，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您重新招了回来，只用了十分钟一切就办妥啦！”你看那个得意劲。我对他可不能不有所防范。在我目前面临的处境中，他可是一个“头号”人物……我应该先给他的绍利茨打一个电话，让他报告首长我已经返回，而且还要给我约定一个晋见的时间，因为我有极重要的情报需要面报……在此之后才能给鲍曼打电话……好样的，施季里茨，你及时作了一个很重要的修正。人们常说，相加数调换位置其和不变。别妄想了吧，情况还会变化的……但不管怎样，我总算从酒吧间里那个小伙子向我传达返回帝国命令时起一直让线头疼的那个讨厌的问题中摆脱出来了……是的，当然罗，这不是命令，显然是一种请求……我不敢自问：“为什么我要回来？”也许因为我在瑞土虽然读的是我们俄国的报纸，但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反倒比我坐在这里对于帝国内部发生的事情知道得还要多得多？为什么？这是这么一回事？
……同鲍曼会见以后——向上一次一样也还是在自然博物馆附近他的汽车里，——施季里茨多多少少才了解到，为什么他回来对莫斯科方面有利……
第三章 是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真正地怀疑您
“您好，施季里茨，见到您我异常高兴。请坐。”缪勒说道，由于他不时地挤眉弄眼，左面颊抽搐了起来。“想不想喝一点我的苹果伏特加？”
“好的”
“想品尝一下真正的马格德堡的腌猪油吗？”
“那就更好了。”
缪勒从放在大书架中间的冰箱内取出一瓶上面蒙着水汽的巴伐利亚木瓜洒，一小木盘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