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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给帕贝斯堡的警察分局打电话，听了汇报，我就说，我马上去现场，我带着小分队去。在警察带定施季里茨后，我的人已在那里放置了他的罪证，他们会找到的。我要当着施季里茨的面把小个子警官撤职，施普斯这个姓很可笑，可名字维涅尔不错。妻子叫多罗蒂娅，有三个孩子。一九四四年入党，那正是刺杀元首阴谋后全社会都发狂的时候。他偷偷去教堂，好象是寻求真理的斗士。他供养死在东线的弟弟的一家人，生活很困难。我要请施季里茨原谅警察的迟钝。我要怒气冲冲地问手下的人：是否在屋里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证据。他们会回答，在厨房墙壁上的血迹旁发现了可疑的指纹，尽管还未最后确认是不是在射击后留下的，需要仔细鉴定。我在桌上留下指纹，取出放大镜，让警察相信，他的指纹与警察怀疑的指纹不同。但是警察拿出施季里茨的指纹取样，要对比一下。他想说些什么，但我要打断他的话，我收起警察局取下的施季里茨的指纹，站起身，把施季里茨带走。在车里我要问，为什么要收拾汉斯？如果他碍事，可以不在家里干嘛。现在比了这种事，要出境风险太大，瑞士之行要告吹——这些警察是一些可怕的形式主义者，他们会向卡尔登布龙纳报告‘博尔金博士’的罪行和缪勒对他的放任纵容。这样一来，按规定就得在调查期间吊销出国护照。”
缪勒认为，这几步棋不会把施季里茨吓跑。在从伯尔尼回来后的第—次谈话时，他已经告诫施季里茨：你的生命有危险，得把我的司机交给你。而当施季里茨无视命令，哄骗了汉斯，在塔格玛·布莱达格家过夜时，他缪勒并没有大发雷廷。
施季里茨被带到警察分局已经三个小时了，舒伦堡那里还没有来电话。现在女秘书呆在办公室里，她本应当立即通知缪勒这件事。缪勒认为这个美人打算和他耍滑头，所以不立即同他联系。
四个小时过去了。缪勒让手下人提供关于带走施季里茨的那辆汽车的牌号的准确情报。
（他忽然想到，是不是警察中的赤色分子偷梁换柱？不过他马上改正了自己的想法：不能大惊小怪，眼下我们毕竟是这里的主人。）
汽车的牌号是确实的。司机、摄影师和警官的证件也完全符合。
过了五个小时，缪勒让手下人准备出一份施季里茨邻居的证词，“一群陌生人带走了可敬的博尔金博士。”
六个小时过去了。证词送到负责党卫队军官及其家属安全的盖世太保后，缪勒驱车前往帕贝斯堡警察分局。他决定事先不给那里打电话。
维涅尔迎接了缪勒。他声音宏亮地高呼“希特勒万岁”，然后把缪勒让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此时他的脸色格外苍白。
“我的人在哪儿？”缪勒问。
“在亚历山大普拉兹……我刚把他送到那去，分队长。”
“送到了监狱？”
“是的。”
“您认为他犯了什么罪？”
“仰辱当局的代表，分队长。他恶劣地不体面地侮辱了正在履行帝国义务的公务人员。”
“履行帝国义务的是元首，而不是您！”
“请原谅，分队长。”
“您知道您扣留了一个正在执行公务的人吗？”
“我只知道我扣留了一个有谋杀嫌疑同时侮辱公务人员的人。”
缪勒打断他的话：“他请您给保安总局打电话了吗？”
“是的。”
“为什么您拒绝了他的请求？”
“他要我给旅队长舒伦堡打电话，可我无权越级打电话。”
“因为您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便对您说难听的话吗？”
“不是，不单是为这个。”戴眼睛的小个子急忙报告，“我要博尔金博士写一份关于他家中发生的事情的报告尘，他拒绝了，并且声明，他不会为此向我做任何解释，所以我……”
缪勒再次打断他的话：“他没写一个字？”
“没有，分队长。”
“也没做解释？”
“没有，分队长。”
“让我看看起诉书。任何时候也个不能任何人谈这件事。我随身带走博尔金家凶杀案的卷宗。”
“施季里茨用自己的行动帮了我的忙。”缪勒想到，“他也减轻了我的任务。我得把他从审判员手里夺回来。现在他可能已经落到了审判员的手里。关于瑞士的问题显然豪无意义了。他得到处瞎跑，我需要的正是这个。以后他会来找我，会接受我向他提出的用进行游戏的全部条件来换取一条性命。”
缪勒迅速浏览了一遍小个子警官和有两名作证的警察签名的起诉书。
他把警察叫进房间，说：“你们在这上面写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明白吗？”
“是。”跟着维涅尔进来的两名警察答道。
缪勒看着小个子警官。
“这是存在的。”他回答，“我绝不否认自己的话，分队长。”
缪勒站起来，向门外走去。他简短地说：“明早七点请到保安总局接待室来。”
两小时后，施季里茨被带到缪勒的办公室。
“请解释一下，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想睡觉。”施季里茨回答。
缪勒用肥厚的手掌撑住脸，摇摇头：“怎么，这也是解释？”
“我累了，分队长。这场强加于我而我毫不明白的游戏搞得我筋疲力尽。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显然无法完全弄明白。”
“在警察局您没留指纹，这很好。在厨房间、在不幸的汉所身旁有一个对您不利的指印，尽管我猜想，您与这个悲剧毫无关系。舒伦堡为什么要破坏游戏的规则？为什么要干掉我的这个小伙子？”
“他没有违例．这对他没有好处。”
“那么对谁有好处呢？”
“那个不希望我去瑞士的人，分队长。”
施季里茨的看法又使缪勒感到一阵胆怯，因此他以攻为守：“您何必要骂这个小侏儒呢？我让他早晨七点到这儿来。瞧，您看看他的报告，还有起诉书。您再想想战时法律……看吧！看吧！那上面也提到了指纹！如果我能为您洗净污点我一定尽力而为！可如果做不到，请不要怨我！”
“重要的是把他握在手心，”缪勒想到，“观察他要采取的行动，准备最后决战。要盯住他，不能让他溜掉。他即便聪明过人，也是我的一张牌。我要用唯一可行的方法打这张牌。”
突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
“我是缪勒。”现在缪勒有直通大本营的电话。
“我是鲍曼，”帝国部长的声音还是和从前那样四平八稳，不带任何感情，“我急需那个军官，找忘了名字，把他给我带来。”
“您指的是谁？”缪勒又感到一阵恐惧，问。
“那个去过西方的人。”
“施季……”
“对，”鲍曼打断他的话，“我等着。”
第二十三章 训练有素的人权少犯错误
鲍曼有各种理由要缪勒立即交出施季里茨。
只有鲍曼的助手可以读到用党的谍报处专门为上奥地利省拟定的密码发来的电报。自从“元首博物馆”转移到林茨之后，恩格鲁贝尔在萨尔茨堡亲自整理与这一地区有关的情报，在柏林则内鲍曼最亲密的人、旗队长山德尔收集。
“据来经证实的情报，”一小时前恩格鲁贝尔报告，“卡尔登布龙纳的亲信将数量可观的金条转移到阿尔特——奥泽的山地疗养区。忠诚的国社党党员认为，同西方联络的敌方报务员发报的周期与此有关。保安总局的当地小分队继续抓紧调查，以便就此事提出特别意见。据说，卡尔登布龙纳也持有此观点。此外，人们已注意到陌生人对存放‘元首博物馆’的坑道有兴趣。”
这份情报正对上了不久前集中营副总监通过国社党系统交给鲍曼的情报。在这所集中营里关押着卡纳里斯。
报告中说，卡尔登布龙纳到集中营来丁三趟，把卡纳里斯带到树林里，要求给他煮地道的咖啡，示威似的同他亲亲热热。所以副总监——一人做事一人当——在喝咖啡的房间装上了窃听器。他没有听录音，只是让信使把封套上加了火漆印的录音带送到总理府。
鲍曼毫无兴致地听完卡尔登布龙纳同卡纳里斯的谈话。在狡猾的狐狸和那虽受过高等教育但头脑却简单的软骨头的对话中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担心的，不过其中有一段话使鲍曼陷入沉思。
当卡纳里斯问到卡尔登布龙纳对今后工作的看法时，卡尔登布龙纳奇怪地笑着说：“您以为总是会有工作的吗7我只梦想着一种权力：生存。”
当然可以把这个回答视为秘密工作者的话。卡纳里斯丝毫不值得信任，把在全球复兴和发展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计划告诉他无异于出卖未来。但是当卡尔登布龙纳顺便说到卡纳里斯提供的远远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情报时，卡纳里斯反驳说；“要知道，我们有君子协定：等我们逃走，我可以亲自在您参加的情况下同拉丁美洲的那些大老板对话。他们依靠我站住了脚，没有我您什么也干不成。您是情报人员，知道从无到有而后发展壮大地培养您的人是多么细致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再是您的间谍了，您要依赖他们，而不是相反。您要向财政部要钱，而他们应该能在自己的户头上开出任何数目的钱。”
想法是正确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卡尔登布龙纳没有把它反映在他给鲍曼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报告中，尽管已经查明，他三次会见了卡纳里斯。
在车里缪勒问施季里茨： “您给他打电话了？”
“没有。”施季里茨没有告诉缪勒，在他同鲍曼最后一次见面时，鲍曼让他通过缪勒保持联系。是否要拱手让出阵地？
“您认为，他打这个电话是什么原因？”缪勒真的感到莫名其妙。